北军两路进兵湖南，长沙和岳州腹背受敌，南军在抗御北军的形势上十分不利。这时，桂军早先唱出湖南是两广门户的论调也放弃了。桂系的消极态度，让湘军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早在南军进占岳州时，湘军将领就主张乘胜进攻武汉，至少也应占领鄂南一带有利地形作为岳州的外围据点，可是谭浩明下令不许入湖北一步。当北军南下时，南军作战形势非常不利，而更不利的，是桂军准备不战而退，湘军不能单独作战。同时桂军歧视湘军，无论在军火和军费上，桂湘军的待遇都不公平，这也是让湘军愤愤不平的，因此湖南战争还没有开始，南方弱点已经暴露出来了。
　　南军放弃岳州时，属于桂系的南军联帅谭浩明还在长沙向商会逼索军饷，并且布告说：“岳阳小挫，军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
　　7年3月25日，长沙城内才发现这位自有主张的联帅已经先一日开溜了。湘军上级军官也不知下落，顿时长沙陷于无政府状态。长沙在过去数年已经有过好几次“易手”的经验，每次南北军“换防”时，中间总有一个真空时间，在那空档中，长沙的团体总是要组织一个维持会之类的机构，可是这次却因为风闻张敬尧军杀掠过甚而让地方上有资望的人裹足不前。同时前方一批一批士兵退下来，没有人照料，既找不到长官，又找不到食宿之所，疲困饥饿，怒火中烧，一时愤无可泄，就向长沙城内各商店和住宅大肆抢劫。先在八角亭、黄道街、坡子街一带商业中心抢掠，随后遍及全城，一批去了，一批又来，致使商店关门，街上罢市，许多商店门外都贴了这样一张声明：“本店被劫一空，无货应市。”长沙市民这次对于保卫他们的湘军失望达于极点。
　　3月26日，直军未遇抵抗进入长沙，吴佩孚攻下长沙后，向南军直追，径扑湘潭，把长沙交给了残暴的北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
　　原来，张敬尧一直未上前线，他在岳州攻克后才到九江督师，一路上勒索巨款，干涉民财各政，军队抓伕，要花姑娘，外国记者所发电讯如此形容：“此辈剿匪不足而剿民则有余。平江兵劫，即为该部之所为。妇女投河自尽者颇多，南北之见过于敌国，因仇南军而仇南人，湘人如被征服之民。随营北人多为徐淮间积盗，与北兵坐地分赃，惟第三师则无之。”
　　北军占领长沙后，分为三路向前推进：中路直军进攻衡山、衡阳，右翼第七师进攻湘乡、宝庆，左翼第二路军进攻醴陵、攸县。直军在吴佩孚指挥下本来进军神速，攻势锐猛，可是慢慢地就迟缓下来，这当然因为政治原因，第一是曹锟和徐树铮之间发生了新的龃龉，影响了直军的情绪，同时因左右两翼的军队不能像中路那么神速，配合不上，所以吴军也不敢孤军深入。
　　南军方面并不因为北军攻势迟缓而反攻，相反的，从4月下旬起，桂系又将大部分桂军撤回广东，谭浩明也于22日离开衡阳到永州，这显示出桂系的不抵抗政策。湘军因为桂系撤退，也只有急速后撤。23日程潜离开衡阳，24日直军兵不血刃进驻衡阳。
　　担任左翼进攻的第二路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只要前进就会胜利，因此本来进军极慢，也改变为快攻急进，果然垂手而得醴陵、攸县，张怀芝忘了穷寇莫追是兵家的大忌，他们的前进，使到湘军撤退不及，桂系也怕北军穷追不舍。因此4月26日湘军赵恒惕、刘建藩部对跟踪而来的北军予以反击，已经向韶关退却的桂军马济部，也迅速调回来接应湘军。湘军只有3000人，桂军也只有1万人，北军第二路军却有2万多人，正在乘胜直进的锐气上，不料赵恒惕的湘桂军竟发动反攻，一举而收复攸县，再举而克醴陵，张怀芝部大将施从滨仓皇遁逃，赵军与北兵激战黄土岭，痛歼北兵，鲁军第一师向长沙逃窜，苏军第六混成旅和安武军向萍乡逃窜，彼此各不相顾。沿途把湖南老百姓当作南军便衣队，不分青红皂白，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从攸县、醴陵一直到株州、易家湾，变成了一座烟雾弥漫的火海。
　　北军左翼张怀芝部在湘东的大败，震动了长沙。张敬尧紧急应变，派第七师补充第二团的兵士代行警察职务，以该团团长佟国安兼任警察厅长，又成立全省侦探处，雇用大批鹰犬搜查南军间谍，滥捕滥杀，严刑拷打。长沙变成了恐怖世界。尤其是晚间，张敬尧部借口搜查乱党，擅入民家，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只要见到女人，不问青红皂白，就当作花姑娘奸淫。
　　长沙中产以上的家庭都远走高飞，中产以下的则躲去乡下。张敬尧竟厚颜无耻地吹说第七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仁者之师。不许人民控诉北军不法行为，否则就认为是南军派来的间谍。长沙的地方报纸对北军暴行也不敢正面揭露，不过都用一种隐射方式，报导口操异音的痞徒如何如何不法。使读者一望而知是北军。
　　张敬尧的统治，对湖南人而言，比诸汤芗铭时代还要恐怖，湖南民性强悍，民风淳厚，想不到民国初年竟连遭浩劫。
　　北军在湖南大败时，张敬尧乃接二连三地向北京政府请援，这时，如果桂系肯出全力协助湘军反攻，从左右两翼采取钳形攻势向长沙进攻，收复长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样一来，衡阳方面的北军吴佩孚部形成突出，也不得不迅速撤退。不过这一来南北两军便要在长沙地区进行主力决战，而桂系却不愿主力决战，因此他们对北军第二路军予以打击后，立即把支援湘军的部队撤回。
　　北军为了应援张敬尧，在汉口的徐树铮乃派奉军司令郭芬率领一旅一团迅速增援湘东，直军也从衡阳调兵回援湘东，所以湘军在反攻大胜之后又急速向南撤退，5月1日湘军刘建藩在株州渡河时失足落水溺死。
　　张怀芝很可笑，在湘东大败后，他便张皇失措地由萍乡退往樟树镇，又由樟树镇退到汉口。他宣称旧病复发，又称山东地方土匪猖獗，必须赶回去，他打电报给段，保举徐树铮率领奉军接防湘东，出任第二路司令。徐树铮志不在前线，所以坚决不就。他又保举张敬尧或是陈光远，甚至由曹锟一人身兼一二两路司令。他的求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在前线打仗没有把握，第二是他怕他的老窠被别人抢去，因为他离开山东后，便由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北洋军阀都是先护理然后真除，张树元自然不愿意张怀芝再回任；张怀芝则身在前线心在山东，恨不得立刻插翅回鲁，这也是他坚决求去的原因。
　　段祺瑞觉得在这个时候前线易帅很没有面子，同时也找不出适当的人来接替第二路司令，因此以国务院名义向他提出了一个保证：“鲁督决不易人。”同时保证如果第二路兵力不敷时，可以继续派兵增援，希望他立即由汉口前往江西主持军事。
　　自从湘东一战之后，北军不敢深入，南军也不敢反攻，湖南战场上突然由热战冷静了下来。
　　当北军进攻湖南的同时，段内阁命令江西督军陈光远、福建督军李厚基开辟两个战场进攻广东。陈光远虽是主和派，可是大势所趋，也不得不追随主战派出兵。江苏督军李纯派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率部开到江西，陈光远也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进攻南雄。守南雄的南军是滇军张开儒，他不战而退，桂系莫荣新乃派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以加强对北江的滇军的控制。从4月下旬起，南雄进行了好几度的拉锯战，但都不是激烈的战争。因为陈光远的目的只在应付主战派而并没有积极地进攻。
　　闽粤边境也没有重大的发展，段内阁派福建督军李厚基为援粤军总司令，并调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为副司令。4月26日李厚基到厦门设立司令部，浙军集中诏安与陈炯明的粤军相距只有十余里，诏安、云霄、平和等县都宣布了军事戒严令。这方面的北军和浙江原来是准备和广东境内的龙济光军配合作战，由于龙军一蹶不振，李厚基不敢单独作战，所以也成为僵持之局。
　　本来，在南军方面，桂系和滇军约定，共同消灭龙济光军，推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西路高雷、钦廉一带归桂军负责，东路沿海地区归滇军负责，3月22日滇军攻克阳江，4月12日占领电白，25日进入化州，27日夺回龙军的根据地廉江，5月10日龙济光便逃到香港去了。4月28日李烈钧由江门回到广州，29日督署举行讨龙祝捷大会，南军讨龙之战就算告一段落。
　　徐树铮在当时是一个忙人，既要一手包办新国会的选举，又要主持对南军事，因此经常往来于北京、汉口之间。由于主战派两个大将忽然变卦不听调度，他打算单独依靠奉军，停止援川计划，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张作霖承认调出来的六个混成旅全部摆在湖南战场上。5月9日他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到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5月24日，他又从北京赶回汉口来督促进行。但是这个计划引起了直（曹锟）、鲁（张怀芝）两军的极大反感，因此他们厌战的情绪更高。同时，这个计划又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张作霖的反感。张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关奉军全部摆在战场上，显然与他的目的不相符合；他更不能容忍徐树铮公然视奉军为己有而任意加以调度，因此他召回了三个奉军师长，并且借口边防吃紧要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但是小徐并不因此而气馁。5月26日他由汉口到长沙，27日又到衡阳亲自与吴佩孚打交道。他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打手，曹锟不过坐享其成，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就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了。
　　6月1日，徐匆匆由前方赶回北京来，向段建议加紧笼络吴佩孚以拆曹锟的台。段深以为然，立刻与吴直接通电话以示优异——内阁总理从来是很少和一个师长直接通电话的。6月3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将军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在官制上是“特任”级，与督军并行，一个手握实权的军人加上这个头衔，就是候补督军，与督军下台后被任为将军的作用完全不同。
　　但是这次安抚的工作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吴佩孚到了衡阳之后（4月25日），就再也不向前进兵。6月15日，他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成立了停战协定。8月7日发表了致李纯的阳电，大肆攻击段内阁的亲日政策。8月21日，再发表致冯国璋的马电，竟公然喊出“息战御侮”的口号来了。
　　吴佩孚态度之转变有好几个原因：一、士兵久战疲惫，事实上，不能再向南深入。二、湖南战争本是他的首功，督军却被张敬尧抢去，未免使他怨恨。三、国内反对内战、反对亲日（西原借款已有好几笔交易成功，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也于5月16日签字）的气氛，日益浓厚，主战派的内部也在自生矛盾。四、国际上则英美在欧战尾声中，逐渐恢复对东方的干涉，正在努力扶助反段的力量，以抵抗段系背后的日本。五、最后和最重要的是，在南方已由滇桂两系军阀捧出岑春煊为军政府主席总裁（5月20日），对北方求和的心理比以前更加迫切。而吴佩孚和桂系已经建立了秘密联盟，企图利用这个联盟，来提高他的地位。
　　徐树铮赴衡阳访吴佩孚时，吴请他吃饭，饭后在院子里一个大金鱼缸边密谈，谈得十分投机。徐树铮乃作了一首衡州谣赠吴：
　　我来衡州城，我歌衡州谣。衡州湘江流滔滔，衡州之民乐敖敖。民尔乐何如，被颊泪如雨。吾将陈吾乐，请先忆吾苦。吾本乡老农，蓺稻且灌圃。生计殊不恶，小康慰儿女。一朝烽火惊连天，东粤西粤兵器缠。湘中魁杰遍地起，缚旗举义声相牵。问其何所事？抗大府命梗且顽。察其何所行？大队勒输养兵钱，小队卤略及豚鲜。长男捉去随贼官，小女走匿托亲缘。老妻泣涕垂涟涟，挟其幼子栖深山。自从去年来，日夕那得安。久闻群贼相戒语，吴公兵来势莫御。吴公何人吾不知，但盼将军自天下。群鸦暮噪啄人肉，吴公破贼何神速。痴虏膏血被原野，黠者弃城遁荒谷。斩馘迫奔降贷死，吴公之来为民福。马前瞻拜识公貌，恂恂乃作儒者服。闾巷无复夜叩门，军令如山静不纷。流亡略已远墟邑，安业犹能庇所亲。吾男被坏死郊外，陷身为贼亦何怪。妻女生归绕膝行，人间此乐得难再。吴公爱民如爱军，与爱赤子同殷勤。吴公治军如治民，情感信藉由天真。在军整暇不自逸，雍容雅度尤无匹。静坐好读易，天人忧患通消息。起居有常礼，戟门厮卒娴容止。笔千管，墨万锭，看公临池发逸兴。香一缕，酒盈扈，时复弹琴自咏诗。老民幼尝事书史，古今名将谁及兹。昔祝吴公来，今恐吴公去。愿以寇君借一年，悃悃此情为谁诉？为谁诉？留公住！吁嗟吴公尔来何暮。
　　徐树铮虽然很会耍政治，可是这次却是徒劳无功，他在衡阳和吴谈得非常投机，答应补助吴若干军费，以及发表吴的孚威将军名义，以交换吴佩孚的完全听命。却不料衡阳密谈这一幕竟被曹锟知道了，大发光火，认为徐树铮竟收买他的部下，立刻提出严重的质问。而吴佩孚则以为是徐树铮故意泄露以使曹锟不齿于吴，使自己无法做人，所以也一下子就翻了脸。


第138章 亦战亦和
　　张怀芝和曹锟本来都是激烈的主战派，忽然产生了厌战气氛，曹锟一再请求回直隶养病，5月29日没有等待段祺瑞同意，就离开汉口，还把第一路司令部全部带走。30日张怀芝也率领亲信径返山东。这两位大将在离开汉口之前，曾与王占元、赵倜、陈光远、李纯交换意见，打算发出一个电报，假口“民生凋敝，不堪再战”，命令前方“停战待命”。
　　段听说前线将帅公然主和，大为震动，赶紧活动疏通，花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他们没有发出这个电报。虽然如此，段已深感他的阵营中，主战派全变了主和派了，这是新的主和派，其中三个是原来的主和派，三个是原来的主战派，现在他们结合起来了。最不幸的是这个新的主和派领袖竟是曹锟。
　　直军前线全体将士也联名发表通电，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同时前线直军的五位旅长也联名发表请假的电报，这五位旅长是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所谓的请假就是怠工示威，五位旅长联名请假就是集体怠工。
　　新主和派的出现，显示北洋派内部的矛盾已经错综复杂极了。过去段祺瑞的皖系主战，冯国璋的直系主和，曹锟以直系大将而参加主战派，促成了段在冯段之争中操到胜券的主要原因。现在，正当南北战争的有利形势落入北军手中时，忽然原来的主战派全部转到主和派，实在是一桩极大的转变。由于主和势力大增，厌战情绪就像一种流行病一样蔓延到整个主战阵营来，连极端主战的倪嗣冲也不愿让他的安武军独当其冲，因此也请求北京把他的军队调回休息。
　　为什么主战的将军们在紧要关头上竟会主和呢？这也有实际因素，由于张敬尧部队的军风纪太坏，使北军在湖南完全不受欢迎。湖南人民憎恶北军，使北军在湖南的处境完全不利。另一方面南军在抵抗北军的战争主力完全未受损害，尤其是桂军元气完全未受伤害，如果北军进一步打到粤桂边境，则西南内部自会团结抵抗，则北军能否胜利实不可知。
　　段祺瑞在这种情形下，认为再催促前线的北军进攻是不可能了，因此他决定对湖南改攻为抚，派赵春霆为湖南镇守使，兼湖南招抚清理局局长，派员分途招抚南军，凡愿受抚者，一律改编为“国军”，官兵仍供原职，凡不愿入伍者，准其给资遣散。这是一个很恶毒的分化南军，尤其是分化湘军的策略。
　　段本人始终无意于终止武力统一政策。
　　就在主和空气声势大振时，一位著名人物龙济光在广东兵败被逐出后，到了北京。龙济光不能在广东立足，想跑到北京来找机会，他有两个目的，一是自吹自擂，说他在广东还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得到有力的支持，打回广东是不成问题的；另一个是为了要钱，他说曾垫了笔军饷1000万元，要求北京政府发还给他。
　　段对龙济光极尽拉拢，且想利用他来作为示范，仍然称他为两广巡阅使，给他以热烈的欢迎。龙济光向段要求准许在北方招募新兵30营，加以短期的训练，然后由海道运赴广东，作为反攻广东的基本力量。段答应龙济光在天津设立振武新军办事处，发给他一笔军费和一批军火。同时大肆鼓吹，说广东内部有隙可乘，龙巡阅使在广东仍有潜势力。
　　龙济光在北京高唱征粤时，闽粤边境的形势颇于北军不利。原来李厚基在段祺瑞的督促下，曾联合浙军进攻潮梅，不料受到粤军陈炯明的阻截，陈军且乘势反攻，5月17日粤军占领武平和永定属之芦下坝，20日占领上杭属的峰市，30日占领永定，31日占领长汀。6月2日以前，粤军以破竹之势完全取得汀州各属。
　　段祺瑞在北京又拟订了第五期作战计划，是在湖南采取守势，但在广东采取攻势。
　　6月10日段祺瑞召见旧国会参议长王家襄，段曾询王究竟有多少国会议员到广东去？王说：最近又有不少议员到广东去，因此非常国会可能凑足法定人数改开正式会议。段说：我现在将派45 000人打广东，两个星期开始攻击，请你告诉议员们，千万不要再去广东。凡是附和南方的，一概格杀不论。
　　段组阁后，一直没有到总统府去看过冯国璋，有人告诉段，冯目前仍然还是总统，总理应该去见总统谈谈。5月31日段破例地到总统府见冯，报告中日交涉已告一段落，并且说今后仍当随时报告。
　　6月7日，一直住在天津的徐世昌突然到北京来，他抵京后，倡议冯段合作，同时主张在北洋派内取消内争，直系皖系的界限应该同时消除。过去人们都说徐世昌是活曹操，冯段交恶时，大家认为徐世昌应该站出来调和，而徐却躲在天津不肯见人，梁士诒由北京到天津时，亦促徐命驾入京为鲁仲连，徐向梁士诒说：“过去黎时代，府院是明争，我尚能调解，如今是暗斗，我无能为力，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当徐到北京大倡调和冯段之争时，大家知道北京政局在酝酿新的变化，否则徐不会贸然到北京来的。
　　徐世昌当然不会毫无目的就到北京来。
　　这时，皖系又筹划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主题倒不仅讨论军事，还有选举总统的问题。曹锟主张这个会议仍在天津召开。至于总统问题，段祺瑞采取了摊牌的意见，建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他自己则表示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愿意退为副总统，他也可以同意，否则他愿意和冯国璋同时下野。段出此途，表面上说，是为了团结北洋派，因为徐世昌是北洋的元老，且和直系有很深渊源，徐出山，直系不会反对，段和冯同时下台，直系也可心平。
　　督军团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为代表，于6月15日到北京，面谒冯国璋，请问冯能不能退而为副总统，冯表示“不为”，于是冯段两人都让出了副总统的位子，这一来，曹锟就有希望出任副总统职位了。
　　6月19日天津会议正式举行，除督军团各督军和督军代表外，还加了龙济光。会议一致决定通过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通过继续对南方进行军事行动。曹锟是因为副总统已是指日可得，所以由主和转而主战，至于张怀芝厌战是因为想回山东老巢，不料他回到山东后，代理山东督军张树元一定要真除，不肯交还督军位子，他只好揖让，这一来他便落空了，于是只好向南方找地盘，因此他便也由主和转为主战。
　　张怀芝愿意赴南指挥军事，正好符合当时的需要，因为曹锟既然要当副总统，自然不愿赴南方，其他的主战的大将如张作霖、倪嗣冲等都不愿离开他的地盘，张怀芝在北洋派中资格颇老，而他已无庙可依，正好成为段对南第五期作战统帅的主要人选。虽然张不是能征惯战的良将，但总比派不知名或资格浅的人来得妥当，于是张怀芝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南征主将。
　　张怀芝虽然余勇可贾，愿意担任征南统帅，可是他还是色厉内荏，他必须找一个打手。这时候，当之无愧的是吴佩孚。6月20日他又由天津到北京来报告天津会议的决定，于是他向段祺瑞悄悄地提出这个要求，段祺瑞正欣幸他愿意披战袍，亲上前线，自然立刻答应，就是这天，北京政府发表了下列几道命令：
　　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
　　特派张怀芝为援粤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
　　22日特派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24日令魏宗瀚为陆军第九师师长。
　　28日令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省长。
　　曹锟由“两湖宣抚使”一跃而为“四省经略使”，在民国政府中这还是最大的地方官。印铸局特地替这个新官铸了两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特任官的印还要大。这一来便显示曹锟的地位是在各省督军之上，也就是副总统的候补人。表面上看起来段祺瑞很捧曹锟，其实是非常勉强的，段生平最重资格，以前看不起黎元洪，是因为他在清朝只做到协统，曹锟以布贩出身，段怎会看得起他。曹锟在北洋派中本以“老实人”出名，可是这次反反复复，证明老实人也会玩花样，段在瞧不起曹的出身而外还加上对他的不信任。
　　段的私心想选一个文人出任总统，所以找到了徐世昌，既然不欢喜武人为总统，则又怎会欢迎武人为副总统？因此答应曹锟为副总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曹锟既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后，竟留在天津私邸花园内饮酒看花，绝无南下之意。段想加重他对川、粤两省军事责任，而他却好整以暇，避重就轻。北京一再电促南下，他回电请先发欠饷，请划定经略使权限，绝口不提南下就职，请他到北京，他也不答允。
　　这位民国最大的地方官，四省经略使曹锟静静地在天津做寓公，既不南下，也不在北京，他向北京要求由他派人管理德州、汉阳、上海三个兵工厂。北京答复他说：“军火将充分供给，不必管理兵工厂。”张怀芝本想和他一同南下，见他毫无启程的意思，实在心焦，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弟，我去山东一趟，你哪天南下？约个日期咱们一道儿走。”
　　6月下旬北京府学胡同段宅破获了一件行刺案，皖系的人以为冯国璋所主使，后来查明是辫子兵的余孽想替张勋报仇，在北京组织一个秘密机关，主持人名叫陈炎，他收买了两个日本人，想在段宅投炸弹，结果被守卫的警察发现，予以逮捕。并将日本人送交日本公使馆。


第139章 吴秀才脱颖而出
　　民国7年的湖南战争，使吴佩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
　　吴佩孚字子玉，是山东蓬莱人。幼年父亲去世，依随母亲长成。曾应登州府试，得中第27名秀才。他如何由秀才投军的呢？据说当了秀才的吴佩孚在登州染上了鸦片烟瘾，常到烟馆中抽上两口，当时登州有一个大土豪名叫翁钦生，有一天翁独个儿在烟馆“雅座”中抽烟打磕铳，恰遇吴上烟馆，普通座上客满，无法插足，可是烟瘾大发，乃悄悄跨入“雅座”，正遇翁钦生在休息，惊扰了翁的好梦，翁用鄙夷的眼光呸了一声，伸起了腿对吴就是一脚，大叫说：“滚！”吴一言不发，红着脸退了出来，心里越想越气，把这遭遇偷偷告诉了登州的几个流氓，大家同意要找翁的麻烦，在翁老太太做寿的一天，流氓们假拜寿为名，大闹寿堂，把翁家搞得天翻地覆，事后翁告到州府去，吴佩孚便和那群流氓逃出了登州。
　　吴在故乡不能立足，便逃往北京，在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栈投宿，这家隆庆栈是山东蓬莱人开的，店主姓孙，看见这个穷秀才甚是可怜，但念在老乡分上，让他住下，并且要帮他的忙，问他会做些什么，吴说：“我什么也不会，只会写春联。”孙老板说：“写春联没有用，一年到头能写几多，还是算命的好。”
　　于是吴秀才便在崇文门外搭起课棚来，以六爻卦糊口，饭虽有得吃，可是吃得并不饱。有一天，来了一位操蓬莱口音的人来问卜，吴佩孚拱手说：“老乡，你问的啥事？”来人笑着说：“老弟啊，怎么你连你堂哥哥都不认识了？”吴仔细一看，果然是多年不见的堂兄吴亮孚，他乡遇骨肉，不由自主地流下了辛酸泪，吴亮孚说：“我昨天打这里路过，见你端坐课棚，真没想到你中了秀才却落到这等模样，好吧，咱们喝两杯去吧。”于是吴收起了课棚，随着堂兄到一家杏花村小馆子，两兄弟一边喝酒，一边细诉衷肠，吴亮孚说：“兄弟，你怎么落到这般模样？”吴佩孚乃把自己在登州的事，以及到北京后人地生疏，谋生困难，不得已才摆摊课命种种，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堂兄。吴亮孚一边劝酒，一边叹息，最后用十分诚挚的语气说：“兄弟，算命既不能糊口，更没有前途，听我说，人要往高处爬，你念过书，中过秀才，可是做官大概没有你的命，依我看不如去投军，你如果投笔从戎，不是我当面奉承你，八年十载你不出人头地才怪呢，我们吴家像你这样人还没有第二个，赶快收拾起课棚，要零钱花用我这儿拿。”说着便从身上掏出几锭银子拿给吴佩孚，吴接了银子感动得哭了起来。
　　就这样，蓬莱秀才遂投笔从戎，烧了课棚去参军了。
　　吴秀才在堂兄鼓励下，于光绪二十四年投入天津武卫前军（统领是聂士成）帐下，因体弱只补了一个戈什哈，庚子年武卫前军溃败，吴佩孚遂流浪到保定，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再回天津，投巡警营，仍任戈什哈。巡警营文案师爷郭绪栋有一天无意之间发现这个戈什哈很有学问，极为赏识，就向他的上司段芝贵吹嘘，保送吴入开平武备学校，入校后吴因太过文弱，常被德籍教官责其姿势不合，罚令躺在地上，用枪压在身上以示儆。
　　这一时期，最赏识吴的是郭师爷，郭常对人言：“子玉前程无量，将来出将入相，我们都得仰仗他。”他和吴磕头拜把子，每逢周末便在二太太戈氏家中请吴大吃一顿。戈氏曾向吴取笑说：“你大哥老说你能做大事，我看你和咱们娘儿们一样，怎能上战场呢？”后来吴佩孚虎踞洛阳，戈氏随丈夫在洛阳吴的帐下，常对她手帕交说：“我想起当年对大帅取笑的那些话，今天真不好意思见他。”
　　吴在开平武备学校因体力关系改入测量科，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日俄战争之役，中国人多帮助日本与帝俄作战，袁世凯也在军官学校中挑选了一批年轻优秀学生，随同袁的日籍顾问守田赴满洲担任谍报工作，日俄战后，吴佩孚调派第三镇上尉见习员。光绪三十二年升任第十标第一营督队官（当时营长呼为管带，营副即为督队官）。这年冬天升为管带。光绪三十三年吴率全营驻军关外。
　　有一天，吴赴北京领饷折回长春，刚下火车，迎面来了一个熟人，正是冤家路窄，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曾经欺负过他的翁钦生，翁在长春开了一家旅店，前来料理店务完毕，准备南归。吴一手把翁拉住，翁颇觉惊讶，不知这位军官是谁，定睛一看，吓了一跳，眼前这位军官竟是多年前被自己赶出登州的吴秀才，他舌头和嘴唇都大了起来，话也说不出口，嗫嚅地说：“吴秀才，你。”吴哈哈大笑，一边抓住翁不放，一边说：“真巧，他乡遇故知，住几天再走。”翁听了更吓死了，赶快说：“有事要上大连非走不可，下次来长春再来拜望。”怎知吴执意不放，扬头叫了一声卫兵来，把翁老板行李送到营盘，然后便不由分说地拉了翁就走。翁面色苍白，拖着千斤重的脚步跟了吴管带走出火车站，一边走一边想：“当年一页旧怨，今天狭路相逢，吴秀才变了吴管带，不挨揍五十大板才怪呢！”
　　那一边吴拉着翁走时，心中也在沉思，吴的想法正和翁相反，他想如果不是眼前这个人逼我离开山东家乡，我至今最多不过还是个穷秀才，与春花同落，与秋草同腐，幸而被他一迫，我才投军，才有今天，应该好好招待他。于是他把翁拉到营盘殷勤话旧，盛筵招待，并且请他带信回家。吴自离别山东，他的家乡还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消息，是他的仇人翁钦生回家时逢人宣扬：“吴秀才做了管带了，在长春，还请我吃饭，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吴驻军长春期间，由于翁钦生回到蓬莱，吴的家中才知道这位落拓秀才已经得意关外了。不久吴便派人回家，把老太太、太太李氏和兄弟文孚都接到长春，寄寓张家火店，这屋子是吴的督队官（营副）张福来替他物色的。吴和李氏住耳房，老太太和文孚住正房。店主人张家有位大姑娘，名叫张佩兰，长得肥头大脸，不美不丑，因两家往来较熟，所以张家姑娘便拜吴老太太为干妈，从此便认吴管带为干哥，干哥干妹问暖嘘寒，较之亲兄妹尤有过之。日子一久，男女之间便情不自禁地坠入爱河了。
　　吴手下有一位队官（连长）牛起顺是天津人，早已窥破吴的隐情，有一天便直截了当地对吴说破他和张家姑娘的好事，并愿自告奋勇去向张家说媒，把张家姑娘嫁给吴管带做二房，张家满口答应，于是在外边另租小公馆，准备先瞒着吴家这边的婆媳二人。怎知就在管带结亲这天，突然老太太和儿媳还有吴的兄弟文孚一起来了，这三人都是怒气冲天，吴管带赔了许多小心，道了许多不是。牛起顺和吴文孚不只是恶言相向，而且拳脚交加。虽然喜筵变作战场，可是生米已成熟饭，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在宣统年间吴所隶属的第六镇改为第三镇，第三镇可算袁世凯北洋军的基本队伍，统制（师长）先后曾由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凤山、曹锟等担任。民国成立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仍由曹锟任师长，调驻南苑，为了袁世凯不肯南下就大总统而受制于革命党，因此曹锟乃发动“兵变”，使老袁有借口而婉拒南下。北京兵变时，吴佩孚已升任炮兵团长，由娘子关移驻长辛店古庙中。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袁以汤芗铭督湘，令曹锟以长江上游总司令名义率第三师驻岳州为之声援。吴以团长左迁为师部副官长。副官长一席虽然重要，可是吴是个有大志的人，对于副官长一职颇为鄙弃，认为这是一个马弁头，任职者以巧言令色为必要条件，呼之为牛不敢为马，吴既不屑为，而他的长官也觉得他颇不称职。
　　有一天，长沙有一个团体开会，汤督军率各军将领出席，吴代表第三师师长致词，汤督大为动容，对吴非常赏识。后来曹锟到长沙拜会汤芗铭，汤向曹说：“三哥，你手下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请你借给我好不好？”曹问：“是谁？”汤说：“就是你的副官长吴子玉。”曹唯唯而退，他平日佩服汤会识拔人才，见汤赏识吴，回到岳州就把吴提升为第六旅旅长。曹锟为人不求甚解，但他能接受别人的好意见，其妩媚可爱处在此，他破格提升吴为旅长后，事无巨细都加以咨询，吴由此得意于第三师。
　　吴佩孚驻军岳州时期，颇能谦和容士，常和湖南士绅过从，他能作诗，又能文，又是秀才出身，治军又严，部下军风纪甚好，这许多条件使他受到地方人士的爱戴，有一位饱学乡绅王某对他尤好，因此有一天王某曾向他进言说：“外人常说湘人排外，其实这是不知湘人的皮毛之见，湘人重气节而轻死生，北军如果以征服者姿态高压湘人，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倘以合作手段厚结三湘豪杰，约束士兵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木，则湘人必翕然心服。”吴佩孚听了颇为动容，日后他在湖南便以此为政治信条。
　　民国4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唐继尧举义云南，袁调曹锟率部援川，暗中派他监视陈宧。迨帝制失败后，5年7月第三师班师保定，曹锟调升直隶督军，吴亦随军北归。6年解散国会及张勋复辟，曹与段芝贵、李长泰等随段祺瑞平乱，不久段对湖南用兵，曹遂与张怀芝分任两路军司令，吴遂代理第三师长，兼任直军的统帅。
　　吴虽文弱，但会用兵，且不怕死，早年临阵往往头裹青布，骑一骏马，身先士卒。湖南之战他即表现出勇猛本领，马不停蹄地冲入岳州，再下长沙，直趋衡阳，前后为期不过三月，一路势如破竹。
　　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在师部中资格颇老，当吴升任第六旅旅长时，张学颜颇为不悦，对人云：“子玉区区马弁头耳！今竟和我分庭抗礼，将来难保不爬在我的头上。”他说这话不到一年半，吴果然代理第三师师长，成为张学颜的顶头上司，张更为不满。第五旅入驻湘潭时，张学颜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吴闻张擅发布告，大为光火，乃召张听训，张推说抱病，吴遂自往第五旅旅部访张，责张不应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张学颜愤然说：“你是代理师长，你不出面，我是正式旅长为什么不能出示安民呢？”吴一怒而去。回到师部即打电报给曹锟说张学颜不听调遣。曹锟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后，知道两人不能相处，在此用兵期间，唯有舍张而留吴，于是乃下令调张学颜赴汉口另有任用，遗缺以团长董政国升任第五旅旅长，吴的爱将张福来为第六旅旅长，第三师所辖三个混成旅，第一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旅旅长萧耀南。吴佩孚则由代理师长改为署理师长。
　　如果论功行赏，湖南督军应该给予吴佩孚，怎知段祺瑞却把这一席畀予未建寸功的皖人张敬尧，这一着之差，与当年把湘督给傅良佐，把川督内定吴光新一样，时人论段祺瑞缺乏政治手腕，从这些地方都可以证明。对吴佩孚个人来说，这时候不做湖南督军并不是损失。
　　北京政府发表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担任了张怀芝的副帅，事先未曾征求吴的同意，段祺瑞认为曹锟态度已转变积极，吴没有理由会变的，所以不必一定先要征求吴的同意。怎知命令发表后，吴却置之不理，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吴只是在衡阳饮酒赋诗。衡阳是彭玉麟的故居，吴颇慕彭的高风，仿彭画梅，对彭的后人爱护有加。端午节前夕，段祺瑞自北京急电，饬吴部进攻两广，且以广东督军为酬，吴在段的电报上批一个“阅”字。第二天端节，吴邀全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和湘军将领派至衡阳的代表一块饮酒。这表示吴已正式和南军通款曲了。


第140章 徐树铮杀陆建章
　　7年6月14日，徐树铮忽然在天津枪毙了陆建章。
　　陆建章于6月13日由上海到了天津，他是个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和各省北洋军阀都有一些直接间接关系，冯玉祥的主和，就和他有关，皖系早已把他当作一个危险人物。这次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这个会议有不利于主战派的一种趋势，因此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把他的父亲叫到天津来，其目的是要利用陆建章说服曹锟重新回到直系来，与李纯合作，把督军团会议转变为有利于冯而不利于段的一种局面。
　　陆建章到天津后，徐树铮写信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一谈。陆建章自恃为现任将军又是北洋派的老前辈，绝不怀疑会有人下他的毒手。他如约而往，徐树铮殷勤地请他到花园密室中谈话，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就有卫士从后面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关于杀陆的原因，据徐树铮向政府报告说：
　　迭据本军各将领先后面陈：屡有自称陆将军名建章者，诡秘勾结，出言煽惑等情。历经树铮剀切指示，勿为所动。昨前两日，该员又复面访本军驻津司令部各处人员，肆意簧鼓，摇惑军心。经各员即向树铮陈明一切，树铮犹以为或系不肖党徒，蓄意勾煽之所为，陆将军未必谬妄至此。讵该员又函致树铮，谓树铮曾有电话约到彼寓握谈。查其函中所指时限，树铮尚未出京，深堪诧异。今午姑复函请其来晤。坐甫定，满口大骂，皆破坏大局之言。树铮婉转劝告，并晓以国家危难，务敦同袍气谊，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则云我已抱定宗旨，国家存亡，在所不顾，非联合军队，推倒现在内阁，不足消胸中之气。树铮即又厉声正告，以彼在军资格，正应为国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纵不为国家计，宁不为自身子孙计乎？彼见树铮变颜相戒，又言：“若然，即请台端听信鄙计，联合军队，拥段推冯，鄙人当为力效奔走。鄙人不敏，现在鲁皖陕豫境内，尚有部众两万余人，即令受公节制如何？”云云。树铮窃念该员勾煽军队，联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久有所闻，今竟公然大言，颠倒播弄，宁倾覆国家而不悟，殊属军中蟊贼，不早清除，必贻后戚。当令就地枪决，冀为国家去一害群之马，免滋隐患。除将该员尸身验明棺殓，妥予掩埋，听候该家属领葬外，谨此陈报，请予褫夺该员军职，用昭法典。伏候鉴核施行。
　　杀陆之后，徐树铮从长途电话中，嘱咐院秘书长方枢拟就一道命令，请冯国璋盖印发表，命令全文如下：
　　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冯国璋吓得心惊胆战，当天还拒绝盖印，却又感觉到自身也有危险，16日终于盖印发表。
　　一个自封为副司令的退职军官，“先斩后奏”地杀了一个现任将军，这在当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显而易见，陆建章断然不会以奉军为煽惑的对象，尤其不会以徐树铮为煽惑对象。事件发生后，李纯、陈光远都有电报质问北京政府：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杀，死后又夺去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段赠给陆建章家属5000元，以表示北洋袍泽之旧情。徐树铮补发了一个通电，捏造陆建章在谈话中破口大骂总统和曹督军，表示陆死有应得，并非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皖系还顾虑到冯玉祥是陆的外甥，因此以冯旅于14日攻占常德为理由，任为湘西镇守使，17日开复他的原官，22日又授以勋四位，以安其心。冯玉祥不仅绝口不提这件事，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以打广东。
　　从19日起，冯国璋托病不见客，他怀着一种心病，害怕皖系还要进一步追究责任，因为陆承武发出一个电报，埋怨他对这个凶杀案完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皖系对曹锟也不能无所顾虑。事实上曹锟也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而且自己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但是皖系很快地治好了他这个心病，徐树铮信誓旦旦地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又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曹锟吃了这道“迷魂汤”，又摇摆不定了。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武备学堂毕业生，参加小站练兵，民国2年，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因此有“陆屠夫”之称。又常请人吃饭，送客时把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人们称他的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3年3月任第七师师长，3年6月任陕西都督，5年5月被陈树藩驱走。当陆建章被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段祺瑞生怕他被杀害，立刻叫曾毓隽坐汽车赶到天津来阻止，可是等他到达已经执行。曾第二天回到北京，带了一包文件给段看，段看过以后连说：“该死，该死！”
　　陆建章被杀，使两个人同时给人可怕的印象，第一个当然是徐树铮。他这年才39岁，且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士官的同学，而陆承武的太太和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两家有密切的关系，徐树铮竟出此毒手，令人心寒。另一个是冯玉祥，他在他舅父陆建章被杀后，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和复职的旅长，又被授以勋四位，因此他绝口不提陆案，装得就像没有这件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