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皖系(主战派)主张“先下令后出兵”,直系(主和派)主张“先出兵后下令”。大家在这问题上兜圈子,纠缠不清。
北洋军于7年1月14日向荆、襄进攻。当时进攻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兵;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
荆州自主军无力抵抗,谭浩明在湖南坐视不救,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救援,所以1月22日吴光新军轻而易举地攻入荆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战斗,25日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部攻入襄樊。
冯国璋接到攻克荆州的战报,立即拟就几道总统命令:(一)恢复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另候任用;(二)北军从岳州撤退,但南军不得进驻;(三)桂军从湖南撤退;(四)令谭延闿迅速回到湖南,实行湘人治湘;(五)责成川、滇两省当局协商解决滇军驻川人数及驻兵地点。24日王士珍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这命令正待讨论,突然接到南军进攻岳州的急电,大为震动,乃把议案搁在一边,匆忙偕阁员到总统府向冯请示。
南军突然向岳州进攻,打破了冯国璋想把战争局限于一小块地方的打算。情势如此发展,主战派更振振有词要迫冯下讨伐令,如果下讨伐令,就表示南北全面战争开始,这样就把直、桂两系的联盟打破,而冯的政治影响力也大为减低,因此冯心慌意乱地赶到东四牌楼五条胡同访问徐世昌,请这位政坛老狐狸出个主意。徐主张邀段祺瑞共同商议以求一致。于是用电话请段来,一会儿段来了,态度是冷冰冰的,没有表示意见。冯忽然站起来发言,大骂南军欺人过甚,太欺负北洋派,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说:为了要团结和巩固北洋派,我决定亲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气焰决不罢休。
徐世昌和段祺瑞看见冯国璋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实在来得突然,他们和冯共事二十年,还没有见冯发过这么大的脾气,顿时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时仓促,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答复。
冯由徐寓回到总统府,立刻命令拱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中挑选精兵一旅,补充军火,作为自己的南行卫队,下令整装待发,同时召见王士珍,令他坐镇北京,维持治安。同时颁发一道通电,电云:
奉大总统谕: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惄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车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还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呈由国务院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所管部处接洽。凡百有司,其各靖贡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
冯总统要亲征,使公府军事处的人惶惶不安。25日上午,他们一齐见冯劝阻“南巡亲征”。北京商会也派代表吁阻“总统出巡”。冯对他们说:“出京以一个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国事委由内阁主持,大家不必惊惶。”下午冯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面谕要他们协助总理王士珍维持一切。
26日下午8时半,冯由北京专车出京,12时半抵达天津。直隶督军曹锟在车站迎候。冯下车后即赴曹家花园憩宿。两人密谈至天明,曹本是直系,因被徐树铮利诱,才参加主战派,冯和他密谈何事,外人无法获知。27日晨5时,冯即动身,仍乘原车由天津启程,在车上休息,下午车过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上车随行,经过徐州,张敬尧也上车随行,火车径趋蚌埠,转赴南京,但到了蚌埠时,倪嗣冲虽然到站迎接,车子就开不出去了。
冯在北京徐世昌宅内宣称的是亲自出征。出征该由京汉线到湖北,不应该由津浦线到南京。冯临行时的通电则说是:“南行巡阅”,可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没有下车巡视,也没有检阅军队。冯对京中人说出京以七日为期,可是却又挑选了一旅精兵卫护,还携带子弹200余箱,辎重数十车,这一切使段觉得所谓“南巡”,所谓“出征”都是假的,冯的目的一定是南京,南京是冯的根据地,到了南京,冯会表示他脱出北京主战派的虎口,说不定还会宣布总统蒙难,临时以南京为行辖,甚至下令讨伐,这讨伐令将不是对南方而是对皖系!
段既然有这样的怀疑,乃密令倪嗣冲予以阻止。
冯抵蚌埠后,倪上车请示冯的行止,态度虽然恭顺,可是车站内外全是倪的军队,冯告诉倪说:准备到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以讨论对南作战问题。倪说既然开军事会议,何必远赴南京,请总统就在蚌埠召开,自己愿备办一切,务使总统满意。同时自作主张,当冯的面命令秘书用冯名义发电给江苏督军李纯,请他到蚌埠来参加军事会议。倪嗣冲曾为袁世凯忠实走狗,也是段祺瑞得力爪牙,他既然用武力布防车站,冯虽有一旅精兵,毕竟寡不胜众,客不胜主。因此遂告行不得也。幸而李纯机警,接到蚌埠来电,推说有病派第十师长王廷桢为代表来皖。
冯在蚌埠曲予敷衍,对倪说:现在各省督军都不肯服从中央,我这总统实在难做。倪答:总统可以惩一儆百,谁敢反中央就撤他职,总统如撤我职,我一定服从。冯听了只做苦笑。
29日下午,冯乘原来的专车回返北京,他的出巡前后只有四天,比七天之期少了三天。
冯国璋是借题南军进攻岳州而出巡的。南军为何进攻岳州呢?
原来在南方,桂系既然和北方的直系暗通款曲,自然不愿扩大战争。桂系既不愿扩大战争,因何又让南军对岳州采取军事行动呢?在桂系来说,当然是被迫的,当时客观情势使得桂系必须同意:第一是湖南军民的情绪,因湘军战意极浓,如果过分予以压制,桂系在湖南的领导地位将受影响;第二是国民党对桂系在湖南按兵不动的情况日益不满,如果桂系再与湘军为敌,迫使国民党和湘军联结一气以对桂系,桂系在广东的领导地位也将动摇;第三是北军已进攻荆、襄自主军,荆州已经陷落,襄阳也保不住,直系主和派并不能够控制局势,皖系的主战派兵锋必然直入湖南。所以桂系对于南军进攻岳州,终于同意。
南军的军事行动没有受到坚强抵抗。守岳州的北军是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二十师,都是直系部队或是接近直系的部队,他们在内心并不愿和南军作战。
7年1月23日南军开始进攻,26日北军放火焚烧岳州,然后撤出,27日南军赶到,进入岳州,扑灭了空城的漫天火焰。
岳州自从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一直控制在北军手中,历时四年余,这时才重入南军怀抱。
岳州易手后,西南各省人心大振,多数主张长驱直下武汉,由于北军主力集中在荆、襄方面,武汉军力异常空虚,因此南军如果乘胜挺进,武汉是可以攻下的。如果攻下武汉,唐继尧以护国元勋身份出兵北伐,北方的民军一定会响应,局势将会大变,对于北方局势的变化是难逆料的。
但是,桂系不愿放弃对北方求和的愿望,他们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收复岳州,各有所得,谁也没有胜利,南军应该适可而止。并且应该转战为和,迅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
就在南军占领岳州的当天,谭浩明立刻下令严禁前线湘军跨入湖北一步。并且在1月30日给李纯陷电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和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湘军总司令程潜也向李纯致电说:“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注:湖北督军王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
1月31日,湘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把南军进攻岳州说成是:“以武力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
直系主和派的中心长江三督,对于南军攻占岳州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感觉惊讶。长江三督中的首席督军李纯接到谭浩明和程潜的电报后,随即代为转报。1月31日,王占元向李纯建议以荆、襄归鄂,岳州归湘为南北停战议和的前提条件。李纯即以此发出世电(31日)。世电当即获得桂系热烈欢迎。接着岑春煊、谭延闿发表佳电(2月9日)响应,陆荣廷有真电(2月11日)响应。
在南军攻占岳州后,主战派和主和派联成了一气。冯国璋已经出巡北返,变成主战派的政治俘虏,所以1月30日冯被迫发布命令斥责“谭浩明、程潜节节进逼,黎天才、石星川倡言自主,衅自彼开,即应视为公敌”。同时下令曹锟和张怀芝进兵,派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褫夺了黎天才、石星川的官职和勋章。这个命令就是“讨伐令”,也正是冯国璋多月以来,用尽各种方法规避的行动,现在被迫出此。王士珍在副署这道命令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他解释说:是为了替老朋友解围,不得已而为之。冯在莫可奈何中下达这道讨伐令,他在命令中仍耍了一套手法,他用“宣抚两湖”的名义表示在两湖的战争不是讨伐,他所谓的“援岳”也不是“援湘”,就暗示军事行动只以收回岳州为目的。
皖系对冯的讨伐令仍不满意,张敬尧首先通电质问:(一)岳州已失,还用什么“授岳”?(二)既然进攻岳州,则又何必派员“宣抚”两湖?(三)总统态度应当明朗,如果主战,就该责成主和各省(指直系所属的长江三省)明白改变态度,以便一致进行,如果主和,就该“宣示”真意免得前方将士无所适从。(四)张敬尧认为曹锟以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任两湖宣抚使,位在己上,大感不满,因此宣称无法节制各军而不肯接受新职。张敬尧这通电报把参战督办段写在前,内阁总理王写在后。
段对冯的态度益趋强烈,也对冯的讨伐令极为不满,他亲赴总统府见冯,提出要求惩戒拒绝北军假道的江西督军陈光远。这分明是打冯的耳光。冯自然受不了这种脸嘴,因此也提出惩戒傅良佐弃职离湘作为抵制。两人为此声色俱厉地争吵,彼此恶言相向。
段还提出另一问题,要冯下一道极严厉的命令,告诫冯玉祥离开浦口,开往福建,不然便以抗命罪惩办冯玉祥。冯国璋了解如果不调开冯玉祥,直、皖两系就有战争的可能,而直、皖真的发生战争,江苏就在皖系四面围攻,直系多少是会吃亏的。何况北洋派真的发生了内战,占便宜的便是西南方面。为了和缓皖系对李纯的进攻以及津浦线南段的紧张局势,冯乃让步把冯玉祥一旅调开,不过不是把冯旅调到福建,而是调他去湖北。湖北是直系范围,冯旅调鄂后既可增加王占元的力量,又不会受到皖系的吞吃。
主战派激烈分子张敬尧,是主和派中心人物李纯的门生和旧属,可是自他参加皖系后,为了前程,对于“秀帅”便不假以辞色。1月30日,张敬尧通电揭发主和派勾结南方和阻挠对南作战的种种阴谋,电报内称:岳州失守后,1月28日李纯还有勘电致北方各省称,奉中央密电,仍然主和,请各省协助进行。他说他截获了谭浩明的皓电(1月19日)内称:南军攻岳一举,是因为接到李纯辞职的电报,不胜气愤,所以采取这一报复行动。他又说岳州“失守”以前,本人早已调集大军准备进援,只因王占元接连发出真电(1月11日)、皓电(1月19日)坚决主和,因此不愿孤军深入,致蹈傅良佐入长沙的覆辙。在这通电报上,张不仅对他的恩师李纯大为攻击,对王占元亦加以诬蔑,同时明白地指责长江三督奉有冯国璋的密电主和。
张敬尧这通电报中,许多都不真实,实际上南军进攻岳州是在1月22日获悉荆州陷落的消息后才做决定,在此以前,谭浩明曾竭力阻止湘军进攻岳州,并且阻止湘西民军开往鄂西援助荆、襄自主军。他怎会发出皓电?
主战派倪嗣冲、曹锟、张怀芝亦随声附和,严厉质询李纯,要李公布一切真相。
冯国璋也被主战派的叫嚣吓倒,他很紧张地发表冬电(2月2日),否认发过主和密令,并且替李纯解释说:“苏督前以调人自处,不过默察鄙人爱重和平之意。来电有主和不成仍可主战一语,初非中央有所委托,不辨自明。”他又解释谭浩明的皓电为“敌人反间之计,断不可中其狡谋”。最后他表示自己是彻底的主战派:“鄙人以爱重和平之故而横受欺绐,忿不能平,较之向日主战之人,痛恨尤烈,若因循畏葸,其何以立于天地之间?”
冯自南巡归来,已成主战派俘虏,他对主战派已没有反对的余地。可是虽然低声下气,主战派仍不满意,所以他的冬电发表后,倪嗣冲、曹锟、张怀芝又联名来电质问:“政府既未发主和密令,则此令果何人发出?请复饬李纯将原电公布,以释群疑。”
2月4日李纯有支电向冯解释他根本没有发过“奉密令主和”的电报,他说:“不知张总司令何所见而云然。”又于2月6日发表鱼电向北洋派全体解释他根本没有奉到过“主和密令”。自己对和战问题毫无成见,对中央明令讨南尤属极端服从。以前主张和平,纯系个人政见,对于北洋团体的破裂,深引为惧。他强调自己不会不懂得“树有根,水有源”的道理,也不会“燃萁煮豆,自迫同根,反摇尾乞怜以向西南讨生活”。
到此为止主和派完全向主战派低头了。
第132章 主和派低头
段祺瑞转任参战督办后,冯国璋的主和立场反而逐渐软化,冯既然被迫放弃主和立场,7年2月5日一连串下达了六道命令,兹抄录如下:
(一)查湖北襄阳镇守使兼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暨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领师干,宜如何激发忠诚,服从命令,乃石星川于上年十二月宣布独立,黎天才自称靖国联军总司令,相继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国军,勾结土匪,攻陷城镇,并经各路派出军队,奋力痛剿,将荆、襄一带地方,次第克复,而该两逆甘心叛国,扰害闾阎,实属罪无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职勋位勋章,应即一并褫夺,仍着各路派出军队,严密追缉,务获惩办,以肃军纪而彰国法!此令。
(二)谭浩明等,拥众恣横,甘为戎首,前已有令声罪致讨。谭浩明以现任督军,不思绥辑封圻,恪尽军寄之责,乃竟自称联军总司令,率领所部,侵扰临疆,若再滥厕军职,何以申明纪律,警戒来兹?署广西督军陆军中将谭浩明,着即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由前路总司令一体拿办。其他附乱军官,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以彰国法而儆效尤!此令。
(三)前因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曾令免职查办。两月以来,荆、襄叛变,岳州失守,士卒伤亡之众,人民流离之惨,深怆予怀。追论前愆,该前督等实难辞失律偾事之咎。傅良佐一案,着即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办。周肇祥职司守土,遇变轻逃,并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以肃纲纪而儆方来!此令。
(四)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前令以总司令代行湘督职权,督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保守长沙,立功自赎,乃竟相继挫败,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务,范国璋所部,又复先行溃退,总司令王金镜,身任军寄,调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属咎有应得。王汝贤、范国璋,均着褫夺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严行察看,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司令,以示惩儆!此令。
(五)江西督军陈光远,于湖南战役,叠有电令进援,乃该督军托故延缓,致误湘局,殊难辞咎。陈光远着褫上将衔陆军中将,仍留督军本职,俾其奋勉图功,以策后效!此令。
(六)冯觉得又主和又主战,对国人颇难交代,于是下令“罪己”:“……迨前湖南督军傅良佐弃职轻逃,前援湘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接踵溃退,长江陷落,大损国威。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暨各国务员等,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为己责,先后呈准辞职,国璋于此,正宜申明纪律,激励戎行,奋一鼓之威,作三军之气,乃因湘有停止进兵之电,粤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让步为输诚,认甘言为悔祸。方谓干戈浩劫,犹可万一挽回,固料其非尽真诚,而终思要一信义,于是布告息争,以冀共维大局。孰意谭浩明等反复恣肆,攻破岳州,今则攘夺权利之私,实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张挞伐,一翦凶残。然苦我商民,劳我师旅,追溯既往,咎果谁归?傅良佐等偾事失机,固各有应得之罪,而举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惭德。兵先论将,往哲有言,泛驾之材,讵可轻驭。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轻用人,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内讧终凶,言之成理。国璋欲慰大多数人之希望而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思拯生灵于涂炭,而结果乃重扰闾阎,思措大局于安全,而现状乃愈趋棼乱。委曲迁就,事与愿违,是国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负荷也。耳目争属,责备难宽。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惟摄职本属《约法》,讵容轻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应勉纾筹策。所望临敌之将领军队,取鉴前车,各行省区域长官,共图后盾,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俾秩序渐复旧观,苍赤稍苏喘息,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耿耿寸心,愿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听之。特此布告!”
主战派稳居上风后,不只是要严惩西南人物,同时也要整肃北方主和派,并且还明目张胆地宽赦帝制犯。2月4日北京政府下令:
据督军曹锟等呈:时事多艰,人才难得,查有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通缉,嗣于上年七月间军事猝起,奔走擘划,多所裨助,拟请略迹原心,复其自由等语。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免予缉究。
接下去便有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总统府顾问、孔教会会长)根据这道赦令,呈请为张勋和康有为开脱:
帝制犯可赦,复辟犯亦可赦。人才难得,法律平等。
北京政府批了“应从缓议”四字。
2月28日北京政府又有命令:
督军曹锟等呈称:雷震春、张镇芳历居要职,卓著勋劳,名罣刑书,才有可用等语。着即开释,发交曹锟军前效力。
这表示复辟派已有生机,于是张勋的嗣子也带了30万巨款由徐州到上海来活动特赦。不幸他走错了方向,在长三堂子里挥霍,钱花得精光,还负了一身债,被债主扣押起来,由他的母亲备价赎回。同时冯德麟的旧部第二十八师中下级军官在锦州开了一次会,联名呈请北京政府,以南征人才难得,请起用冯为奉天军务帮办。
3月15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
所有民国五年、六年通缉之杨度、康有为等,均免予缉究。
皖系主战派继续加大火力打击直系主和派,他们把箭头和目标集中在冯国璋的化身江苏督军李纯身上。李纯被迫请假不见客,湖北督军王占元自请罢官,江西督军陈光远因受革职留任处分而请辞职。冯国璋深抱不安去电慰勉,电云:“璋与足下,交非恒泛,无论感受何种刺激,绝不容独善以弃国家。”2月7日内务总长钱能训在国务会议上提议惩戒李纯,全体阁员都同意了,只有王士珍不同意。后有人折中建议用国务院名义电斥李纯,王士珍也不同意。最后由阁员九人联名发出虞电(2月7日)谴责李纯,王士珍没有列名。2月8日张作霖发出庚电斥责李纯:“身膺节钺,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实足贻我北派之羞而为天下所笑。”
李纯对斥责他的电报都有反驳。他有佳电(2月9日)向王士珍声明,他前此的世电是对南方缓兵之计,是可战可和统筹兼顾,从没有阻挠南方的军事讨伐。
李纯同时也做了反击,他指责九名阁员联名的虞电,总理王士珍并未列名,不能算一件公文,只是一个私人攻击,他说:
断章取义,任意吹求,故入人以亡国殃民之罪,在君主时亦未闻对于疆吏呵斥至于如此。
他又有蒸电(2月10日)讥讽张作霖:
主战之声高而且烈,然未见一兵南来,欲仗虎威杀尽同胞,削平内战。
冯国璋在北京已消失了权力,一切受主战派的“太上政府”指挥。2月6日曹锟派他的兄弟新任直隶省长曹锐代理直隶督军,自己动身南下,在孝感设立南征大本营,又在汉口刘园正式成立了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同时把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改“代”为“署”,统率第三师由鄂北开往鄂南。2月12日,张敬尧统率第七师由徐州经郑州南下,15日到达汉口。北京政府特派殷鸿寿为前敌总执法官,授予七狮军刀一柄,对临阵退缩的官兵可以“先斩后奏”,殷率刽子手40名到汉口。第二路军的施从滨师也安全通过浦口,于2月18日搭轮船运到九江。
这一切显示主战派积极行动,南北大战即将爆发。
第三卷
第133章 奉军首次入关
正当北方杀伐之声惊天动地,长江中游突然又爆发了主和的声浪。7年2月14日冯玉祥在武穴发出通电宣布自主,力斥南北战争是一种最无意识和最无情理的战争。他以前奉令“援闽”开到浦口不再前进,就是为了促进南北和局。而和谈的基础是岳州归湖南,荆襄归湖北,各守疆土,两不侵犯,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最后他说军人应当服从总统。而总统从来就是主和的,所以主和就是服从总统。他的结论有两途:“或罢兵,或杀玉祥以谢天下。”冯此举当然是主和派的安排,以打乱主战派对湖南进攻的步骤,因为武穴处于湖北与江西之间,冯的行动对主战派的第一、第二两路军都有影响。据说这是陆建章在幕后策划的,陆并且还有突袭安徽,赶走倪嗣冲的计划。倪在安徽并不得人心,赶走了倪,陆就可取倪而代之,如此一来,安徽加入长江三督的阵营,津浦南段全在主和派掌握中,力量就大了。与冯玉祥发表寒电的同时,鄂皖边境和霍山、六安一带出现了安徽讨逆军,发布讨倪檄文,公推陆建章为讨逆军总司令。倪嗣冲仓皇调兵自卫,并且电请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李纯,讨伐冯玉祥。
然而冯玉祥和陆建章的行动,竟未能够得到长江三督的响应,因此孤立无援,主战派大声疾呼要惩办他,王士珍则像个老僧入定,绝不开口。
7年2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冯玉祥旅长职,交曹锟查办,以该旅团长董世禄代理旅长。冯玉祥电张怀芝愿戴罪图功。冯旅全体官兵亦于3月1日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撤换旅长的成命,电云:
六年四月一日我旅长骂傅良佐办事不公被免职,讨逆时始得复职。……此次调兵,杨书记道沫在浦口阻止出发,于二月二日投江死。……宁与旅长同死,不愿任其独去,如不获请,请将我官兵九千五百十三人一律枪毙,以谢天下。
段祺瑞对于冯玉祥突然主和极为震动,因此把一切愤怒都集中到冯国璋身上,决心要搞一次军事政变以驱冯下台。可是由于皖系的兵力都调赴南方,所以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支持他的计划,因此便派其亲信智囊徐树铮,以“接洽国防”为借口,前赴东北找张作霖,说动张作霖调派他的奉军入关,来执行驱冯计划。
张作霖虽然绿林出身,但他早有大志,他在关外拥兵自重,就是等待机会问鼎中原。段向他求援,他慨然应允,立即挥兵入关。奉军入关消息传出后,最感不安的当然是冯国璋了,奉天是在北京后方,朝发夕至,说来就来。早在袁世凯时代对关外力量就刮目相看,极力怀柔。冯国璋不由想到一年前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后,黎元洪就被逐下台,现在奉军入关,可能旧戏重演。他是个无兵无权的总统,在北京身不由己,他预感自己随时可能被逐或被软禁,因此他盘算三十六计,仍以走为上计,暗中布置第二次“南巡”,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到湖北,可是段系的人怎会放虎归山,当然不让他离开北京城。
不过,段祺瑞召集他的亲信举行秘密会议后,大家又把军事政变改为军事威胁,使冯旦夕感受威胁而不立即驱逐他。同时计划早日召集新国会以便提早改选总统。
2月17日,冯国璋被迫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所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18日命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的选举。
段系同时发动倒阁,王士珍正企望辞职,正好乘此下台,提出辞呈后即不到院办公。2月20日冯国璋勉强地派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内阁总理。
2月24日京奉路火车被奉军扣留运兵。25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开到滦州,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把日本政府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的步枪27 000余支劫走。消息传到北京,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感震惊;尤其是段祺瑞向日本借款购买的这批军械是为了训练自己嫡系部队“参战军”的,如今却被奉军捷足先登,怎不大伤脑筋。26日段电张作霖请“原物交还”,运来北京。张也在同一天发出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因缺乏军火,所以未便开拔,现在未经呈报即提去军火,因怕往返请示费时,所以不得已先留用后呈报。27日他答复段说:
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
张作霖并不是擅自劫取军火,因为他并不知道这批军火抵达秦皇岛。那么是谁暗示张作霖的呢?原来却是徐树铮,小徐奉命到关外召奉军入京,他知道如不许以重利,张作霖不会奉召的,而事实上奉军不入关,北京局势不会一面倒向皖系,可是段为人刚愎,事先如果向他请示,他一定不许,唯有用行动先做了再说。他做过陆军部次长,知道购买日本军火的详情,同时在他交卸次长职以前,曾留下好几张盖了印信关防的陆军部空白公文纸,因此他用劫取这批军火作为交换条件换张作霖派兵入关,奉军即是持小徐发给的假陆军部证件去劫取这批军火的。
由于奉军迅速入关,使冯玉祥进攻安徽的“奇兵计划”无法实现。北京政府前此撤换冯玉祥旅长的命令,冯曾以全体官兵同旅长共进退为威胁,这时情势也迫得他低头了。倪嗣冲请北京政府迅电曹锟派兵夹击冯旅,以弭长江巨患,并且控诉冯抗不交代,又于武穴上下游加兵扼堵,暗中与苏督往返密商军略,足见野心不悛,受人指使。但是曹锟不肯派兵,所以倪嗣冲也不敢单独进攻。
冯玉祥这时已出人头地,张怀芝建议调冯旅到黑龙江驻防,冯玉祥当然不肯充军,“发往边疆效力”。而张作霖也不欢迎这支军队。直到3月18日,北京政府采纳曹锟的意见,给冯玉祥“革职留任”的处分,褫去陆军中将,暂准留任旅长,交曹锟节制调遣。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提出罢免李纯和讨伐冯玉祥两个要求,他说这是为了“拥护元首”。可是被他拥护的元首却吓得心慌意乱,2月26日在总统府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奉军入关的对策。冯用悻悻的眼光问段:“这次奉军出兵入关事前既未奉令,也未呈报,居心何在?”段答不知。冯又大声问:“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奉天做何勾结?”段更忸怩无以置词。这次会议当然没有结果。冯想要段叫张作霖退兵,段就是召奉军入关的原始人,他怎会再要奉军退出呢?何况召虎容易退虎难,他即使愿意叫张退兵,事实上也办不到了。
段何尝不知道关外王张作霖不是好惹的,请了来就不容易请出去,可是既然饮鸩止渴,也只有“硬行”了。
冯知道叫段退奉军是办不到了,他只得央请前清末年做过东三省总督、亲手招抚过张作霖的赵尔巽到奉天说服张作霖退兵。然而时移势易,张作霖早就不买他老上司的账了,赵尔巽自然是白跑一场。
冯国璋这时的痛苦,真是求为太平百姓而不可得,他现在是一个光杆总统,内阁总理虽由钱能训代理,可是钱不肯代下去,天天闹着要交代。冯写信给杨士琦,要求这位安徽老狐狸出山,杨连信都不回。而督军们自作自为,目无总统,奉军不仅是擅自出兵,而且还擅取军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3月4日冯国璋拟就如下的通电致各省军政首长:
国步屯邅,日甚一日,内则蜩螗羹沸,干戈之劫难回,外则惨淡风云,边境之防日亟。剥肤可痛,措手无从。国璋代行职权,已逾半载,凡所设施,力与愿违,清夜扪心,能无愧汗?然国璋受国民付托,使国家竟至于此,负罪引慝,亦何必哓哓申诉,求谅国人。但揆其所以致此之由,与夫平日之用心,为事实所扞格,屡投而不得一当者,缘因复杂,困难万端。欲避贤求去,苦无法律之可循;欲忍辱图全,又乏津梁之可济。长此悠忽,必召沦胥。诸君子为国干城,同负责任,用特披肝沥胆,为一言之。溯自京畿变生,国祚半斩,元首播越,举国骚然。于是黄陂委托于前,段前总理敦促于后,皆援副总统代职之规定,强国璋以北来,明知祸乱方殷,菲材绝难负荷,惟冀黄陂复职,主持有人,则不佞捍卫南疆,尚可分担艰钜。乃商请无效,各省区督军省长及文武官吏,分驰电牍,敦促入都。猥以藐躬,过承督责,汤火之蹈,且不容辞,矧安危不仅系诸个人,匡助可取资群力乎?惊涛共济,全恃同舟,初不料玺绶方承,而内部转愈趋纷扰也。国璋抵京,首先奉政黄陂,不获许可,而后受职。其时国会早经解散,政府尚在权舆,继绝布新,有同草创。段前总理投艰遗大,独任贤劳,正宜共济时艰,中外一致,而西南诸省,忘再奠共和之绩,以非法内阁相攻,别挑衅端,遂开战祸。迨内阁改组,宜可息争,国会问题,又生枝节。对于中央之任命官吏,则啧有烦言,对于石黎之扰乱荆襄,则引为同志。是非乖忤,真相莫明。譬解百端,欲促返省,初不料唇舌俱敝,而结果仍诉诸兵戎也。民国元二之交,风雨漂摇,几毁家屋,项城运其雄才大略,曾不数月,而七省同时戡定,大权集于中央。国璋能力,固不逮项城,然前事之师,不妨相袭,徒以观念所在,元气之凋残,民生之疾痛,实过元二年。佳兵不祥,古有明训,内讧宜息,人具同情。本无厉行专制之心,何取经营力征之举?以故军事初起,第望促进和平,不因败绩而求伸,反示包容而停战,无非欲融洽南北,尽释猜嫌,耿耿寸衷,可质天日。乃北则疑其寡断,兵气几为之不扬,南则信其易欺,骄蹇益难于就范。湘桂各军,乘机陷岳,意在示威,予政府难堪,激同胞之宿愤。中央纵无统驭,亦何至听命于地方?必背公德而矜强权,不留余地以相让步。则最后解决,惟战乃成。因事制宜,绝非矛盾。更不料干城之寄,心膂之司,或竟观望不前而损声威,行动自由而滋谣诼也。凡此种种,皆事实上随时发生之障碍,足使国璋维持大局之希望,悉消灭而无余,而逆计未来应付之难,事变之钜,则更有甚于此者。国会机关,虚悬日久,颇闻旧议员麇集粤省,有自行开会之说。姑无论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经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即各省区人民,亦断无承认之理。至于正式选举总统之期,转瞬即届,根本无着,国何以存?此大可忧者一。财政艰窘,年复一年,曩者政府每值难关,亦尝恃外债以为生活,然能合全国之财力,通盘筹画,犹得设法挹注,勉强撑持。乃者萧墙哄争,外省内解之款,大半截留,来源渐绝,而军政费之支出,复倍蓰于平时。罗掘久穷,诛求鲜应,主藏作仰屋之叹,乞邻有破产之虞,桑孔再生,亦将束手,此大可忧者二。内阁负责,取法最善,段前总理为国戮力,横被口语,托词政策挠屈,与各国务员相率引退,而总理一职,后来者遂视为畏途。聘卿暨今诸阁员,皆国璋平昔至契,迫于大义,碍于感情,暂允劻勷,初非本愿,满拟时局渐臻统一,再行组织以符法治,心力相左,激刺尤深。今聘卿业已殷忧成疾而在假矣,设钱代总理诸人,复谓事不可为,褰裳而去,强留则妨友谊,觅替则恨才难,推测其终,将陷于无政府之地位,此大可忧者三。至目前外交之情形,尤应激起吾人之警觉,个中利害,另电详闻。国璋一武夫耳,因缘时会,谬握政权,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烛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也益深,鬯爱国之忱,而国之不颠覆者亦仅。澄清无术,空挥三舍之戈,和平误人,错铸六州之铁。驯至四郊多垒,群盗如毛,秦豫之匪警频闻,畿辅之流言不息,虽名义同于守府,而号令不出国门。瞻望前途,莫知所届。何敢久居高位,自误以误国家?自应求卸仔肩,归还政柄,惟民国既无国会,而总理现属暂摄,又不能援《约法》条例,交其代行,追原入京受职所由来,实出诸君子之公意,国璋既备尝艰阻,竟不获补救于万一,坐视既有所不能,辞职又无从取决,只有向各省区督军省长暨文武官吏,详述危殆情形,应请筹商办法,为国璋释重负,为民国求安全,宁使国璋负误国之咎于一身,而不使民国纪年,随国璋以俱去。不胜至愿。特此飞电布达,务希于旬日内见复。至统治权所寄,国璋在职一日,仍当引为己责,决不肯萌怠弛之心而自丛罪戾也。敢布诚悃,伫盼复音。
这个通电稿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知道,立即从机要室追回,并邀同总统府军事处长师景云一同谒冯,劝他暂勿发出这道通电,亦勿消极,冯只苦笑。
奉军自入关后,其声势咄咄迫人,3月5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房,在车站检查往来旅客,使中外人士大吃一惊,北京国务院去电劝止,说明廊房不是戒严区,不可以检查旅客,奉军依然继续执行勤务,置之不理。而张作霖所发通电则顾左右而言他,他说:“出兵扣械,系坚元首主战之心,兵已入关,无可撤退,长江有事,即可南下应援。”他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以便奉军进驻,并没有等待答复,他的部属已在天坛、南城一带找兵房了。
这时北京城内外又产生了新的恐怖,认为辫子兵复辟的局面又将重现。因为主战派军阀有联名通电保释张勋,张勋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张作霖幕中有许多复辟派,而奉军又长驱入关,直迫京师,一切都好像张勋入京前夕一样,怎不使人重惊旧事。因此,北京城内许多富豪达官纷纷出京,车站上挤满了出京的旅客,扶老携幼,恍如大难临头。
冯国璋在总统府春藕斋举行紧急会议,报告局势的险恶,认为自己唯有引退,一边说一边把先一天未发出的通电原稿给大家传阅,与会人士苦脸相对,鸦雀无声。会议还是无结果而散,冯的通电也没有发出。
冯在此以前,曾派财政总长王克敏到蚌埠去会晤倪嗣冲,希望倪的态度能趋缓和。这时王克敏有电给冯,说倪嗣冲对总统没有成见,只请总统起用芝老(段祺瑞),罢免李纯。另一方面,冯又接到天津的报告,说张作霖仍然拥护元首,张的目的是在铲除主和派,组织强有力的内阁。一切迹象显示皖系和主战派并不是想即刻逐冯下台,只是想进行新国会的选举。3月6日冯发表命令指定5月24日进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6月20日进行参议院议员的选举。
3月7日奉天方面发表张作霖和曹锟、张怀芝的往来电,张3月5日(歌)电表明他的宗旨“拥护中央,维持大局,始终团结,戡平内乱,联络同志,共救危亡”。又说天津会议将奉军编入第一路,后来又改编入第二路,他都极表同情,现已编成六个混成旅,若不开拔,则对同志为不信,对我兄为不义,各旅不日即可到徐,会合大军,敬听指挥。张作霖在这通电报中极力解释“自己毫无个人野心,自己对财产身家功名权位皆已逾量,尚复何所希冀,只以目前时局为重,弟处扩张实力,专以辅导我兄起见,此外毫无私意,若有虚言,鬼神鉴察”。曹锟3月7日的阳电是欢迎奉军入关,称赞张作霖耿耿大义,磊落光明,骨肉之交,谊共生死。请奉军集中徐州,加入第二路;还请加派一个或两个混成旅开到汉口,加入第一路。张怀芝的阳电称道奉军入关为“壮我士气,固我后援”,并称已指定韩庄为奉军南下的第一站。
就在3月7日这天,冯把已搁置了三天的通电发出。
冯国璋的通电发表后,情势似乎缓和了,主要原因是皖系和主战派并不想立即驱逐冯下台,所以主战派的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都有回电对冯推崇,直、鲁、苏、皖、赣等六省督军发出联名电,力斥推倒元首和准备复辟为无稽谰言。张作霖亦发表庚电(3月8日)说:“挽救时局,只我大总统一人。”不过,张作霖建议“择定总理一人,组织完全内阁,总理得人,各方同意,政令自行,切勿轻怀退志”。这是明说主战派非段祺瑞组阁不可。冯国璋假装糊涂,他复电说:“组织强有力之内阁,自系正当办法。可速联合各省,商定何人应任总理,予当依众议而行。若凭少数推举,恐各方意见不同,中央即无办法。”冯想用各省一致同意的总理来抵消主战派拥戴段祺瑞。
3月8日,北京局势显得十分紧张,总统府处于紧急戒严状态,府学胡同段宅也有重兵把守。
3月9日,王士珍化装逃往天津。他抵天津后,写了一封信给冯和段两位老友,他发誓决不回京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