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军事上的问题，朱允炆就没有妥协二字，只有你打我一拳，我要你半条命，你踢我一脚，我要你一条命，若是再严重点，可能就要犁庭扫穴，不打出个你死我活，胜负分定不算完。
　　现在陈祖义欺负了大明，还连带着倭人也欺负了大明，以朱允炆的脾气，绝对不会让这件事轻易过去。既然如此，那就只能主战了！
　　话说，五军都督府，军人要的是军功，不主战，还能主和不成？
　　梅殷言辞呵斥了解缙与郁新：“皇上，臣弹劾解缙、郁新，国难当头，只谈困难，不论国情，国心，不论军心、军情，当重惩。”
　　解缙与郁新脸色有些难看，你们这几个人怎么就看不清楚，国库哪里还有那么多钱去支持打水战？修个井都已经借钱了，你们还指望有更多的钱去打仗？
　　不会真以为水师出战，不需要军饷，不需要物资，不需要粮食的吧？
　　“仔细说来。”
　　朱允炆看着梅殷。
　　梅殷肃然，声音高了几度：“我大明开国以来，虽有宵小之辈偶犯沿海，但从未有过如此惨痛之事，开国情之先例，当以重中之中考量，倾尽全力，也应为战。这些年来，朝廷大胜安南，设交趾，败北元，平八百大甸，但凡说起大明二字，国民无比骄傲与自豪，国心在此，谁敢逆人心行事？若朝廷出水师，是为顺民心之举！”
　　“军心更无需多说，军士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作为大明好男儿，岂能容那海贼、倭人进犯而毫无动静？朝廷若不发兵讨伐，军心如何安定？他日谁来保家卫国，拿什么来祭奠战死军士的亡魂？再说这军情，战事已开，唯战一途，何来其他言辞？何来困难重重？多余！”
　　梅殷发怒，郁新、解缙也不由地难受，也很难反驳。
　　朱允炆重重点头，看向解缙、郁新：“你们所言是有道理的，没错，水师主力不在，善水战的将士也不多，朝廷压力很大，但正如荣国公所言，战事已开，唯战一途。”
　　解缙哀叹一声，道：“臣只是顾虑沿海防护失措……”
　　朱允炆看向陈挥，问：“给龙江船厂两个月，能有多少宝船可以下海？”
　　陈挥连忙道：“两个月的话，正在营造的一艘大宝船，两艘中宝船下海应是没有问题。只是皇上，阳江船厂出了如此大事，无所百姓，无数军士都在看着朝廷，我们没有两个月可以等啊！”
　　朱允炆盘算了下，两个月之后，水师至少可以腾出五艘宝船，这些宝船横扫南洋足够了。但城如陈挥所言，大明没有两个月的时间。
　　但，也未必。
　　翌日，奉天殿朝会。
　　阳江船厂事件引起满朝轰动，请战者众。
　　朱允炆一连下达了三道旨意：
　　第一道旨意：
　　“传令南洋诸国，配合大明捉拿陈祖义及其头目，并告诫其国，谁若是收留、遮拦、保护陈祖义等海贼，是为大明之死敌，水师将至，天威将临！”
　　第二道旨意：
　　“倭国军士参与阳江船厂劫掠，是为倭国对大明宣战之明证，大明即日起，对倭国宣战，但凡倭人出现于东海、东南海、南洋诸海域，格杀勿论！”
　　第三道旨意：
　　“敕令朝-鲜国王李芳远，即日起切断与倭国交易，配合大明封锁倭国。大明将派遣水师前往朝-0鲜，与李芳远商议对倭国作战事宜，及借用海道、补给事宜。”
　　三道旨意下达之后，朱允炆便传令水师副总兵陈挥、参将耿璇，带在京附近水师三千人下南海，同时传令泉州水师，广州水师，爱州港水师，旧港水师出主力封锁南洋、南海、东南海。
　　哪怕是西北大战在即，哪怕是京师营造正热，哪怕是户部很难，朱允炆都没有一步退让，大明水师与军士也没有选择退让！
　　随着一艘艘船只出海，随着军士远去，随着书信快马加鞭南下，一场席卷东南与东海的大局，正式拉开序幕。
　　刘长阁颤抖了，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朱允炆的图谋是何等的巨大，一个阳江苦肉计，换来的是一片海，一片岛屿！
　　怪不得朱允炆要派遣朱权去南洋，恐怕如此大局，也只有如此妖孽的人才能驾驭吧？
　　不，真正的妖孽是朱允炆，他才是这一切背后的棋手！
　　难道说，这就是帝王的本领？
　　大明国事纷杂，眼下西北的事更是令人紧张与压抑，可谁能想到，在种种复杂与纷繁之外，朱允炆却在思考着另外一个大局。
　　刘长阁并不担心南洋诸国，这些小国家一定会全力配合大明的，绝对不会将港口、沿海交给海贼。但总会有例外吧？
　　陈祖义带着匠人，是不可能在海上造船的，他想要船，只能去一个大的岛屿，或一个大的岛国，看遍舆图，能给他容身的地方，真的不多。


序幕拉开了，这一出戏到底谁是主角，谁最出彩？
　　刘长阁很是期待。
　　PS：
　　明天家里有点事，要出去下，估计没办法更，休息一天，还请谅解。


第八百二十九章 方孝孺的离开（一更）
　　内阁。
　　解缙揉着眉心，长吁短叹，满是忧愁之态。
　　郁新也好不到哪里去，翻看着手中的奏折，只能锁眉，端起茶碗，热茶都冷了。
　　“户部员外郎萧齐上书反对，希望皇上能收回三道旨意，这奏折我们该如何着墨？”
　　郁新将奏折收起，起身走向解缙。
　　解缙摆了摆手：“员外郎不算什么，真正让人担忧的是这一封奏折。”
　　郁新接过解缙递过来的奏折，打开一看，不由深吸一口气，惊讶地喊了出来：“方希直怎也参与到这种朝事之中？”
　　方希直，方孝孺！
　　解缙端起茶碗，没了往日雅致，一饮而尽，叹道：“方希直不同于其他人，他的话，可是有很大影响。他反对三道旨意，若处理不当，可能引起满朝风波。”
　　郁新凝重地点了点头。
　　方孝孺这些年来很是低调，一心治学，很少参与政务。可他发声，没有人能听而不闻，要知道他现在的头衔全称是翰林院翰林学士，国子监儒学院院长，思政学府博士，还有着监察内阁的权力。
　　不管是翰林院，还是国子监，亦或是思政学府，都有一群人称方孝孺为先生，先生发声，随后便是弟子跟进，先生被欺负，保不准明日就有一群人闹事。
　　解缙有些头疼，无奈地说：“这方希直越来越涉入朝廷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啊。”
　　郁新知道解缙是在说去年冬日寒灾时，方孝孺带学生要求朱允炆下罪己诏的事，按理说，老天怎么下雪，怎么个寒冷，也不关方孝孺的事，不能因为少了国子监五千斤煤炭就跳出来。而这件事似乎成了一个信号，一个方孝孺想要活跃于朝政之上的信号。
　　这才几个月，方孝孺再一次卷入到军国大事之中。
　　奏折中三千言，说尽礼仪之邦，满篇以和为善，以邻为友，只为了告诫朱允炆，大明不应霸凌诸国，霸气侧漏，应对外谦虚友好，宽容大度，应得饶人处且饶人，莫起兵戈之祸，徒害百姓与军士。
　　郁新看过方孝孺的奏折，对解缙不安地开口：“若是递到武英殿，方希直怕是有难啊。”
　　解缙无奈地添茶，苦涩地点头：“阳江船厂被劫掠，军情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抓了二百倭国俘虏，证实为倭国军士，而非寻常倭寇，由此可见，日本王足利义满已经将手伸向了我大明，可谓是不宣而战，我堂堂大明对等宣战倭国，合情合理，有理有据，如何能反对，还让皇上宽容，遵太祖不征讨之旨，当真是荒谬！”
　　郁新拿着方孝孺的奏折，很是为难。
　　自己与解缙反对朱允炆将事态扩大，不出动水师追踪与剿灭陈祖义，不对倭国作战，归根到底，不是因为不想支持，而是因为国内问题太多，西北事，北平事，耗费了朝廷太多人力、物力、财力，经不起更多折腾。
　　当朱允炆勒紧腰带，下定决心收拾陈祖义时，解缙与郁新是点了头的，户部尚书夏元吉都没反对，而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为阳江战死的军士报仇，夺回船匠，朝臣中请战派居多，在这种情况下方孝孺唱反调，不是出于现实的困难，而是出于儒士的宽仁，这就有点胡扯了。
　　儒家的宽仁，不是佛教的光，啥时候也普照到了敌人脑袋上？
　　谁若是对杀了阳江军士的倭人说一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估计朱允炆会先举起屠刀砍他全家，然后放下屠刀，回武英殿继续当自己的“佛”。
　　国家有国家的尊严，有国家的底线，人家都不给你尊严，践踏你的底线了，你还眼巴巴地凑上去说，你打了我左脸，我还有右脸可以给你打，哪怕你把我打成猪头，我也是宽仁的，博爱的，咱们是好朋友，我不会对你动刀子。
　　这种逻辑与思维，迂腐到郁新都感觉到可怕，可偏偏这迂腐的话语是一个大儒说出来的，他的背后，还有着一个个信服他的人。
　　郁新叹了一口气：“是有些荒谬，可这奏折已送到内阁，想来六部也已知晓，朝臣都在看着内阁与皇上的态度，若拟写反驳之词，为方希直发声者必众，明日你我便会被他人攻讦弹劾。若不作处置，直接转给皇上，也必会被皇上斥责。”
　　解缙头疼就头疼在这里，方孝孺背后有一群儒生，不说一呼百应，但喊一嗓子叫个三五十号人还是有可能的，虽说自己不怕弹劾，但也不想总被人摁着骂啊，鬼知道这些人能想出什么词，万一牵强附会，把自己给拉下去，可就真冤枉了。
　　“遵本心吧。”
　　解缙下定了决心，不能什么事都让朱允炆抗，自己需要有当盾牌的觉悟。无论是水师对陈祖义，还是大明对倭国宣战，这都是政治正确的事，自己理应去做，也不应畏惧。
　　立场，不取决于别人的声音在哪里，而取决于自己的脚站在哪里。
　　郁新看着解缙挥毫，写下了一段评判：
　　希直言，妇孺闻尤唾之。
　　臣缙进言，革其思政学府博士之职，以观后效。
　　简单的字，透着满满的嘲讽，带着反击的刀锋。郁新担忧地看着解缙：“如此一来，你与方希直之间就没转圜余地了。”
　　解缙冷哼一声，颇是不屑：“他若不服，大可带弟子来战，解某人还没怕过他。”
　　郁新沉思了下，摇了摇头，提起笔在解缙评语之后又添加了四个字：
　　臣附议。
　　解缙有些诧异：“你与方希直私交不错，这样做的话怕会……”
　　郁新转过身，坚定地说：“国事岂能容私情左右，虽说朝廷对倭国宣战有些仓促，以当下水师力量也很难远征倭国，但倭国军士犯我阳江，杀我军士，若不亮明态度，大明还有何威严。正如梅殷所言，天下人都在看着朝廷，我们不能退啊。”
　　解缙整理好奏折，感叹道：“可惜，他们看不懂，总一位宽仁四方才是治国之道，总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你看着吧，反对之声怕会不绝于耳。”
　　郁新自是清楚这一点，儒士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上过于宽容，总希望寻求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些年来，朱允炆兴盛文治的同时，并没放下过武功，或许这种开拓、战争与冒险，让他们不安吧。
　　事实上，自己也不安。
　　郁新坐了下来，陷入沉思，从目前来看，朱允炆所作所为并没有错，只是感觉这一切发生的有些恍惚，总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似乎这一切的对策，早已摆在了朱允炆的桌案上，阳江事件的出现，恰恰给了朱允炆这个机会。
　　梅殷也好，铁铉也好，都极力主张对陈祖义出动水师，可没一个人主张对倭国宣战的，更没有一个人能想到派遣使臣去朝-鲜，商议借水道或合击倭国，可偏偏朱允炆的三道旨意中，只有第一道是针对陈祖义的，第二道与第三道都是针对倭国。
　　这个皇帝，对倭国还是一如既往的，嗯，苦大仇深？
　　没错！
　　就是苦大仇深的感觉。
　　从建文元年赶走倭国监生，下旨禁绝倭国进入大明及海域，到后来整顿沿海卫所，清剿倭寇，再到如今彻底宣战，甚至有对倭国斩尽杀绝的意味。
　　看过往，只是与倭国沾边，朱允炆就没打算善罢甘休过。
　　郁新甚至怀疑，若是鞑靼、瓦剌犯边，杀了大明几百军士，朱允炆很可能不会如此态度，最多也就是加强戒备，找机会收拾过来。
　　朱允炆看到了方孝孺的奏折，对这位大儒的耐心也消磨殆尽，下旨传召方孝孺入殿，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方孝孺出宫这段路上摔了三个跟头。
　　翌日一早，方孝孺上了奏疏，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想要回家宁海过几天清闲日子。面对如此大儒请辞，朝廷至少应该走走程序，挽留一次，让方孝孺再次请辞，再挽留一次，再请辞，第三次的时候批准，可这次内阁与朱允炆都很干脆，程序都没走，直接批了。
　　方孝孺的离开，标志着朱允炆正式对守旧儒学、守成儒学、对外宽仁儒学出手。
　　在朱允炆、杨士奇、李-志刚等主导下，国子监儒学不得不适应这一变化，从各类典籍中寻找理论依据，补充开拓、进取、伟业等内容，将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天下，引申为国无敌患，四海清平，天下方平。
　　思想的转型是缓慢的，但毕竟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