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写得很不错嘛！哪位匈牙利的诗人？”
　　李谕说：“叫做裴多菲。”
　　鲁迅说：“写得太入骨了！”
　　徐志摩也非常喜欢，“要是这么说，我也没有爱情，但不知道会不会为了自由放弃爱情。”
　　李谕笑道：“婚姻是坟墓，不见得有自由。外面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
　　徐志摩沉思片刻，叹道：“真是太令人难以抉择了。”他接着问道：“院士先生，听说您今年还会远赴欧美参加学术活动，是不是……是不是徽因和梁大公子也会随船前往美国？”
　　李谕点了点头：“任公曾向我打听美国哪所大学建筑系好，提及了此事，他们两人会共同赴美学习建筑学。”
　　徐志摩更加伤感了：“破败啊，满眼都是破败！”


第六百八十八章 汽修天才王淦昌
　　李谕再次前往上海时，胡适同行，他要继续前往杭州养病。
　　火车上还有英国公使馆参赞哈丁及日本公使馆参赞佐分利贞男。
　　佐分利贞男说：“胡博士，芳泽公使已经看到您那篇关于对日关系的演讲，他非常欣赏。”
　　胡适说：“我也是受到日本学术圈“中日互助”的思想所启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交流的领域。”
　　佐分利贞男说：“请胡博士赐教。”
　　胡适说：“现在的中国，充斥着对日本的排斥思想。如果日本人想要真正达成“中日互助”，就应力求使中国人懂得日本文化。因为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虽然是最多的，却没有几人能像周作人先生那样真正赏识日本的核心文化。这就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根本原因。假如留日学生中有一百个周作人，那么中国人便不会再排日，中日也会亲善。”
　　“胡博士真知灼见！”佐分利贞男大为赞同，旋即叹道，“可惜日本教育界没有太大话语权，影响不了日本的政策走向。”
　　李谕听完胡适的话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佐分利贞男耳朵和狗一样灵，竟然听到了，于是说：“院士先生有高见？”
　　李谕说：“如果在国耻日说出这些话，中国的大众可不会同意。”
　　佐分利贞男是个政客，立刻说：“我们要向前看，不要总是着眼于过去。”
　　他这话还不如放个屁，向前看？日本侵华？
　　胡适也摇头说：“两年前，我曾在清华举行了一次演讲，题为“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那是我第一次在演讲台上聊政治，当时我就说，不要因纪念过去而忘记了现在；而且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可惜没有多少人理解我的苦心，台下的学生嘘声一片。”
　　李谕问道：“胡博士，您就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台下嘘声一片？为什么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胡适说：“我当时只是觉得这篇演说似乎不太受欢迎。”
　　幸亏不受欢迎，也不可能受欢迎！李谕心想。
　　“胡博士，我劝您还是多研究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然后再去谈政治，”李谕说，“或者最好少谈政治，任公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任公已经不再趟政治的浑水。”
　　胡适最多就是个文化人，压根没搞政治的本事。要是他从政，到不了日本侵华，就会把东北送给日本以求所谓的“中日亲善”。
　　三十年代他就是那么给蒋校长建议的，还想做驻日大使……
　　当然，蒋校长不可能听他的。
　　佐分利贞男却说：“贵国的政坛上军人太多，我们一直认为，多一点胡博士这样有文化的人将更好，我们与贵国的谈判也能顺畅很多。最少他不会像段祺瑞、曹锟这些军人那样滑头。”
　　李谕淡淡一笑，打住这个话题：“政治上的事，你们还是自己努力吧。”
　　说起来，这个佐分利贞男挺搞笑的。
　　之前段祺瑞不是搞了个“西原借款”嘛，数额庞大，1.45亿日元，相当于一半多的马关条约赔款。
　　段祺瑞借到钱后，没多久就下台了，后面的各届政府都不认这笔借款。
　　日本就让佐分利贞男去讨债，那时他已是驻华公使。
　　佐分利贞男先找段祺瑞，段祺瑞两手一摊：我都下台了，说话不算数！
　　佐分利贞男又去找担保人张作霖。张作霖一个土匪出身的，怎么可能从他嘴里扣出一个子儿？
　　果然，张作霖直接耍“无赖”，说自己压根不知情，担保？你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吗？担保个巴子！
　　北伐胜利之后，佐分利贞男又找老蒋讨债，还带了当年段祺瑞签的几份密约。
　　老蒋对此大摇其头，说当时孙先生就拒绝承认，而且发过声明，北洋政府所欠外债与南京方面无关。
　　老蒋这句话说得没啥毛病，从法理上讲，日本确实不占理。
　　但佐分利贞男是个狠人，不还钱是吧？行！老子上吊给你们看！
　　额，佐分利公使没说大话，他真的上吊自尽了！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讨债而死的高级外交官。
　　英国参赞哈丁说：“总谈政治确实没什么意思。之前我与本国几位教授聊起一个问题，没有聊出结果，我想问问两位，就是，中国这一千年来何以退步到这个样子？”
　　胡适说：“我不认同哈丁参赞的话，中国的进步其实很多。”
　　哈丁说：“难道清朝的文化比盛唐还要强？”
　　胡适说：“自然！唐朝的文化被史家过誉了，尤其是外国学者。而正是唐朝以后的文化被过度污蔑，导致大家都以为唐朝以后中国没有进步。总体而言，清代的学术是足以压倒千古的。”
　　这些话胡适在很多场合都进行过阐述，包括清华、协和等名校的演讲。
　　哈丁说：“胡博士倡导的不是新文化嘛？”
　　胡适说：“没错，但这是两码事。我们自然更应该追寻伟岸的西方文化，学为己用。”
　　从胡适的话里，就能听出很多矛盾。
　　毫无疑问，胡博士是非常崇尚西方文化的，尤其欧美，他对日本可能还不是很看得上。
　　而另一方面，胡博士又因为学问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圈，这就导致他不可能融入他心中的“世界中心”。
　　用傅斯年的话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
　　所以就导致胡适很像一个“外国传教士”。
　　记得鲁迅在一本书中评价：“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这句话非常适合一些中西之间的边缘人。
　　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方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因此世界主义者胡适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
　　到了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先生曾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当年读书的地方。可对方却微笑一下反问了一句非常酸的话：“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那种对胡造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意思在微笑中表露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唐先生喟叹：“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愿意把西方当做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非常令人唏嘘，再想想一百年后，还有那么多所谓的“公知”犯同样的错误，更加令人作呕。
　　百年前的胡适多少有历史的局限性摆在面前，那时候的中国是真的虎落平阳，几乎寻不到光明，大家心中有许多无奈难以发泄。
　　而百年后的所谓“公知”就纯粹是无知一般地跪舔了。
　　哈丁说：“我觉得可以借用刚才胡博士的一句话，如果中国有一百个李谕，中日就能够真正友善了。”
　　胡适哈哈大笑：“那样中美也可以友善了。”
　　李谕乐道：“直接世界大和平得了。”
　　几人笑得各不相同。
　　——
　　抵达上海站后，胡适并没有选择继续乘坐沪杭铁路前往杭州。
　　李谕问：“胡博士不是要去杭州养病吗？”
　　胡适说：“不着急，先顺路探望一下康先生。”
　　“康南海？”李谕问。
　　“是的，”胡适点了点头，“天马会的刘海粟先生一直为此撮合。”
　　天马会是个画界的组织，刘海粟是近代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不久前刚刚拜康有为为师。
　　貌似是康有为主动提出的，觉得自己弟子中没有懂绘画的，就想收刘海粟为弟子。要不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个画家要拜入康门。
　　李谕笑道：“康先生创立孔教，你想打倒孔家店，你们两人真是相当不搭调。”
　　胡适也笑道：“到时我肯定不提这茬。”
　　他们两个见面，不用想就知道场面有多尴尬，最多就是说几句冠冕堂皇、不痛不痒、互相吹捧的客套话。
　　康有为倒是针对“打倒孔家店”这事对胡适说：“你对打倒孔家店很起劲，这家店很难打倒哇！”
　　李谕则直接去了趟大同大学，然后去了汽车工厂，正好遇见过来视察的孙先生。
　　他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好，由宋子文和孔祥熙搀扶着。
　　“院士先生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几招均有成效，此情此景令人高兴。”孙先生说。
　　李谕看他面色有些发黄，于是问：“孙先生去医院看过了吗？”
　　孙先生说：“看过了，他们建议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
　　李谕叹道：“早去为妙。”
　　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肝癌（也有说法是胆囊癌，但协和医院当时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
　　孔祥熙问道：“先生引进了最先进的德国西药，没有什么办法吗？”
　　他现在非常受孙先生器重。
　　李谕说：“那些药都是治疗常规一些的疾病，对于癌症无能为力。协和的医学水平不输欧美顶尖医院，还是早点去他们那儿看看为妙。”
　　孔祥熙问：“居里夫人的镭射线不是说可以用于治疗癌症嘛？”
　　李谕说：“放射治疗我不太懂，但他们应该还在试验阶段。”
　　孔祥熙说：“试验疗法也可以！”
　　孙先生摆手打断他：“我曾经也是名医生，什么情况我自己清楚，医者不能自医，听天由命吧！”
　　几个月后，协和给孙先生确实做了手术，主刀的是美国医生邰乐尔，时任协和医院代理院长的刘瑞恒亲自担任手术助手。但他们看到肝脏已经全部硬化后，就知道回天乏术，只能停止手术，选择保守治疗。
　　孙先生说：“等我到了天津，再去看看冯如飞机厂，可惜现在的身体状况无法搭乘一次飞机。”
　　孔祥熙说：“将来一定有机会，听说有架最新型的全金属客机将要研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