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好，”李谕说，“我们也需要你。”
　　胡西园号称“中国电光源之父”，制造了中国第一个电灯泡。
　　他从包中拿出自己的一些成绩单还有研究图纸：“我看了大部分英文版的爱迪生专利文件，以及威斯汀豪斯先生带来的西屋电气的一些材料，完全掌握了相关原理和工艺。”
　　李谕把威斯汀豪斯挖过来果然有好处，这家伙气不过西屋电气抛弃他，带出来不少技术资料。
　　而李谕手里的荧光灯专利更牛。当然了，普通的灯泡也要生产，毕竟简单。
　　李谕看了看他的资料，更加满意：“我准备背靠大同大学，开一家企业，专门做照明设施。工厂、设备、资金我可以提供，你作为高级技术主管，将来要是运营顺利，就出任厂长，如何？”
　　胡西园大惊：“院士先生太看重在下了。”
　　李谕当然没法说自己有穿越者的眼光，于是开玩笑道：“有人私下里说我是在世伯乐，这个称号我勉强收下。我观阁下就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值得培养。”
　　胡西园不得不郑重道：“学生一定竭尽所学。”
　　李谕又说起照明市场的情况：“这么多年下来，国内已经基本被洋货垄断，咱们要避实就虚，不能和他们上来硬碰硬。”
　　“听院士先生的，”胡西园说，“我暗中调查过，上海所有的电料行经营的都是洋人灯具。”
　　李谕说：“那咱们就玩个浑水摸鱼，给工厂起个洋名字。”
　　“就像德国“亚司令”“西门子”、荷兰“飞利浦”吗？”胡西园说。
　　“对的，比如从德国“亚司令”及荷兰“飞利浦”中各取一个“亚”字和“浦”字。”李谕说。
　　“亚浦？听起来还不是很像洋名字，要不再加个“耳”字，有执中国灯泡制造工业之牛耳之意，连起来即亚浦耳。”胡西园说。
　　“可以，就叫亚浦耳！”李谕说，“至于初期的经营，我们不在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卖，你多跑跑腿，开拓一下铁路沿线的其他中小城市，等生意做大了，再进军大城市。”
　　胡西园说：“自当如此。”
　　李谕说：“此外，我会联合上海实业协会以及上海总商会，成立一个中华国货维持会，专门做公益活动，推广国货产品。”
　　“现在国人热情高涨，日本人咄咄逼人，是咱们的一个机会。”胡西园很赞同。
　　“咱们虽然不在大城市做买卖，但可以做推销，各大学校全部免费送灯泡和荧光灯，慢慢地他们就能认识到我们产品同样质量优异。”李谕说。
　　胡西园笑道：“都说院士先生是个儒商，不太擅长经济方面和做买卖，今天一看，根本不是嘛！”
　　李谕也笑道：“都是逼出来的，动动脑子，办法总比困难多。”
　　胡西园说：“按照这一套流程下来，想不成功都难。”
　　“必须的！这几天你写个商业策划书，我则派人买地、建工厂，”李谕说，“与此同时，咱们在大学的实验室进行产品开发，包括白炽灯以及刚申请下来专利的荧光灯，高低两档产品一起做，两条腿走路。”
　　胡西园干劲很足：“从今天开始，我就住在校园里！”
　　亚浦耳灯泡厂在整个民国都是响当当的民族企业，一点都不输洋货。现在有了李谕的专利加持，肯定能够更快地一飞冲天。


第六百五十三章 困难的局面
　　不久前，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詹天佑前往东北参加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防止列强以护路为名夺取铁路。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旧疾复发，虽然转回汉口医治，还是回天乏力。
　　武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地随即展开了公祭活动。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机会也聚集了一回。
　　李谕与刘鸿生穿着一身黑西服到场，鞠躬献上鲜花。
　　一旁的张謇说：“眷诚（詹天佑字）乃国士，猝然离世，实在可惜。听说他离世后，财产没留下多少。”
　　李谕说：“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负。民国以来，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资金投入铁路建设。”
　　张謇做过农工商总长，说：“上头简直一塌糊涂，交通总长动辄更换，而且左右不了财政拨款。而能够筹得款项的农工商部，八年间换了接近十位总长，除了田文烈，每位总长任期平均不过六七月。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套传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设？”
　　李谕说：“各方势力互相斗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虽然有所发展，根基却依旧脆弱，军阀一旦打仗，几乎一碰就碎。”
　　张謇叹道：“北洋政府拿不出钱，连教育投资都没有，何谈铁路。”
　　要是北洋政府别弄那些幺蛾子，连年征战，国内的工商业真的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
　　但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
　　虞洽卿说：“走水路还好，要是走陆路，单单从重庆到成都这800多里，就有20处税卡，一批货物运过去，交的税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
　　除了铁路收入，北洋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就是关、盐两税。
　　一战前国内的工业企业也就700家，资本总额不超过4亿，工人总数不超过30万人。
　　讽刺的是，恰恰因为列强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
　　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使绊子。
　　张謇说：“反观洋货，北洋政府明文规定，外资企业只要缴纳2.5%内地税，其余税捐全免。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个北洋政府执政期间，铁路通车里程仅仅3700多公里，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铁路还是北洋政府的摇钱树以及交通系官僚赖以存在的基础。每年铁路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洋政府时期一年的总收入也就4亿左右，占了10%之巨。
　　虞洽卿想想也感觉不寒而栗，说道：“我已经与几位工商界人士联名，请求北洋政府降低税率，战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希望可以减少几成。”
　　关、盐两税民初就已经被列强控制，税款需要存入外国银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权掌握在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种内外债的担保。
　　他说的是实际情况。
　　李谕苦笑道：“大战结束，以前被掩盖下去的弊端肯定会一一浮出水面。虽然德国、俄国已经基本退出咱们的市场，但等英法缓过劲，洋货还会再次大规模席卷国内市场。”
　　李谕对张謇说：“季直兄，您做过工农商总长，认为有可能吗？”
　　经过几年发展，此时国内的工业企业数量达到了1700多家，资本总额也为战前的三倍左右，工人数量则达到了七八十万。比历史上的数据好了不少。
　　张謇摇了摇头：“刚才和疏才兄弟聊起，北洋政府缺少资金来源，各地军阀更加难以控制，只能盘剥国内工商业。一般国货的落地税率虽然仅仅3%，看似不高，但每过一关就要抽2%的厘金，货物自出厂到运销各地，所过何止十关，再加上其他各种莫名其妙的捐税，各种税负总值往往已占到货品价值的一半。虞会长，你在长江上有商船，应该熟悉。”
　　虞洽卿也到场，鞠躬献花后，走过来说：“诸位不必如此悲观嘛！就我在上海总商会统计到的数据，工商界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战期间，李谕先生多处布局，我们同样大力发展，整体实力估计至少在战前两三倍以上。”
　　北洋政府只能得到还债后的余款，也就是所谓的“关余”与“盐余”。
　　这个增长率已经差不多是30%（历史上20%），绝对称得上奇迹。
　　这种税卡林立、市场四分五裂的局面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如果是进口过来的洋货，则只需要缴纳7.5%关税，有时候连这个税率都达不到。”
　　“如此设置对国货伤害很大，税负重重的国货根本无力与洋货抗衡。”
　　“例如百姓寻常购买的食糖，本土生产的销售价格竟然要在日本食糖之上。就算百姓抵制日货，有拳拳爱国之心，但北洋政府这般消磨百姓热情，早晚还是要被日货侵占。”
　　一旁的刘鸿生说：“本人熟悉煤炭生意，给英商开滦煤矿做过多年买办，熟悉价格。开滦煤矿每吨煤成本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占成本的17.8%左右。”
　　“而本应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每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
　　“之前各地工业发展迅猛，对这个价格可能没有那么敏感，而一旦经济发展稍微放缓，英商的煤炭优势将无限放大。”
　　面粉大王荣宗敬又说：“不止工商业，农业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本来安徽与河南的小麦可以走从津浦路直运上海，供应面粉工业所需的原料。但从蚌埠起运，每担运费2两，并且时间无法保证，有时竟长达一年！但跨越太平洋而来的美国小麦，每担运费不过4钱。就算没看过世界地图，也应该知道美国在万里之遥。如此悬殊，何其荒唐！”
　　“即便铁路运力紧张，总能腾出车皮，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交通部批准此事。”
　　工商业相比农业总归要好一些，他们这些商界大佬都怨声载道，不堪重负，普通农民的情况可想而知。
　　田赋易于估计，征收方便，农民无处逃避，向来是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自然也是军阀们的重要财源。
　　其中最坑害农民的是所谓田赋“预征”，就是提前收田赋，你敢信！
　　而且少则几年，多者十几年。四川有的县整整预征了30年。
　　横征暴敛之下，自耕农大批转向佃农，农村经济被破坏得相当严重。
　　张謇聊起自己经营最成功的大生纱厂，无奈道：“如今日资强势进入国内棉纺织业，对我们的冲击很大。本来国内棉花足够原材料的供应，可每年却要出口百万担棉花，其中绝大多数运往了日本或者日资纺织厂。乃至于我们不得不进口棉花，大大提高成本。”
　　虞洽卿问道：“听说华商纱厂联合会已经给北洋政府上书，要求禁止棉花外运，保护华商，难道没了下文？”
　　张謇说：“北洋政府刚刚想禁止棉花出口，就遭到各国公使团反对，只能宣布放弃禁令。”
　　张謇的纱厂现在已经渐渐开始感到吃力，按照历史进程，几年之内就会困顿倒闭。
　　他也挺无奈的，以他的身份都办不成，平头老百姓更难做买卖。
　　棉纺织业是民国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但一战后，就不得不开始大量使用进口棉花，每年进口额要百万担，北伐前期更是达到了接近两百万担，价值大约7000万，位居中国进口商品价值的前三。
　　这就是民国时期国内工商业的艰难情况。
　　北洋政府没能力保护本土民族企业，连关税自主权都没有，只能任人宰割。
　　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贸易又有着巨大的贸易剪刀差。你要是依靠原材料出口为主，价格上涨的幅度将远远落后于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会被人当作韭菜一直不断割。
　　当然这就是西方最希望维持的局面。
　　他们喜欢高高在上坐享其成，众多发展中国家老老实实当奶牛，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你要是想突破，搞上游产业或者高科技，就弄你。
　　被西方忽悠瘸的太多了，什么印度、菲律宾、孟加拉的，到了一百年后还深受其害。
　　在西方眼中，其他国家只配喝汤，永永远远只能做低端制造业，让他们享受高福利以及羡慕的目光。
　　这个情况很难突破，要是突破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也要像当年咱们一样，卖出上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
　　李谕没啥办法，这不是他个人能够左右的。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口物品的购买力指数平均比10年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列强因此能够以相同的代价在中国得到更多的产品。
　　与此同时，军阀又展开了混战，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等等，打得昏天暗地。军队所到之处，交通阻塞，给工商业带来巨大祸害。
　　张謇说：“还是疏才兄弟聪明，能够以外商之壳做生意，这种优势是我等无法望其项背的。有低税款之便，稍加经营，就可以像美孚公司以及英美烟草公司一样，成为商业巨贾。”
　　美孚公司在民国混得相当好，它们靠着关税低的便利推销煤油，在国内的大城市设立了5个分公司，中等城市设立了20个支公司，县城设立了500个经销店，代销店遍布城乡。
　　导致美孚几乎成了煤油的代名词，也成了民国时期普通百姓离不开的日常用品。
　　中国进口煤油的数量很快增长到价值6000多万，同样位居进口物品的前三位。
　　所以李谕对这些美商的资金在国内搞教育一直觉得理所应当，他们赚了中国人不知道多少钱，但只需要做一点点好事，似乎就要对他们感恩戴德。
　　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阳谋啊。
　　反观日本，则是直接坏到家，一点好事都不想做，坏得那么纯粹，不掺丝毫杂质。脑子里想的只有掠夺与侵略，都是昂撒人一百多年前玩剩下的。
　　但不管怎么说，德国战败、俄国十月革命，退出在华的经济角逐；英法因为一战拼得太狠，元气大伤，对华经济扩张大大放缓，所以美国和日本顺势成了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角。
　　一战后，日本对华贸易总值约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左右，跃居到各国首位，美国为第二位，英国（不包括印度）则退居第三。
　　此外，北洋政府由于找不到好的收入来源，只能不断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