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讨厌战争，杜尚先生肯定也讨厌政治吧？”李谕说。
　　“是的，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可现在巴黎天天讨论最多的反而就是政治，不仅和会上的政客，就连咖啡厅、酒馆里的客人都在聊世界大事，但我对此一无所知，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杜尚顿了顿，加了一句，“并且我觉得政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李谕想起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侠盗雅各布，于是问：“要是有人告诉你，为了能在社会生活下去，人们需要政治哪？”
　　杜尚说：“或许必须有政治，但我认为不存在任何方式去判断政治观念，正像判断艺术一样。”
　　李谕说：“然而现在巴黎的政客们都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争吵不休。”
　　“他们总是这样！所以还是躲避为妙，”杜尚说，“事实上，我对任何可能让人发狂的、投入的、献身的、魂牵梦绕的事物，不管宗教、政治、文学、艺术还是理智的科学，都是如此态度。”
　　“上帝哪？”李谕又问。
　　杜尚说：“上帝？对我而言，这个问题不存在，上帝是人的创造物。当人们发明了什么，总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
　　“我明白了，”李谕说，“你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信仰者，只是压根不想关心上帝这个问题。”
　　杜尚说：“就是这个意思。”
　　“我能看看你的这幅作品吗？”李谕指了指他手中的那幅画了胡子的《蒙娜丽莎》明信片。
　　“当然可以。”杜尚递了过去。
　　李谕看了看，本身只是一张随处可以买到的印刷品，杜尚在上面给蒙娜丽莎画了两撇胡子还有山羊胡，并落款了几个字母：“L.H.O.O.Q.”
　　李谕法语水平不高，不过一个人学其他语言，往往先学会骂人的话，这几个字母如果用法语读出来，就是一句脏话：Elle a chaud au cul ！ Mon dieu ！
　　翻译过来，近似于“她的屁股热乎乎”，或者干脆点“她有一个骚屁眼儿”……
　　李谕笑道：“真是太有反权威的味道了。”
　　杜尚得意道：“达·芬奇是位无与伦比的画家，《蒙娜丽莎》举世皆知，人见人爱，用它来制造一个丑闻实在太来劲了！而且我发现这位可怜的女郎被画上胡子后变得非常强壮，这对于达·芬奇的同性恋真是相当合适。”
　　杜尚提到的“同型恋”说法最早出自1910年时弗洛伊德的分析，他用曲折繁复的手段证明，蒙娜丽莎那谜一般的笑容和艺术家在笔记里记录的儿时的一个梦境有关。弗洛伊德说，那个笑容是达·芬奇记忆中母亲的笑容，而且在艺术家那里转化成他自己被压抑了的欲望———对自我的一份迷恋，或者说，也就是对于同性的迷恋。
　　杜尚又说：“令人惊奇的是，添上胡子后，你再看蒙娜丽莎，她就成了个男人，不是一个女人装扮的男人，而是一个的的确确的男人，这是我的意外发现。”
　　“你准备发表它吗？”李谕问，“最好离开巴黎后再发表。”
　　杜尚摇头道：“我没有这样的打算，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件随心之作。”
　　他确实没准备发表，是其朋友收录在了一本艺术杂志中，没想到此后引起艺术界的轩然大波。
　　杜尚是典型的艺术“玩家”。
　　1912年他就创作了非常有名的画作《下楼梯的裸女》，不过1913年以后，杜尚就放弃了绘画。
　　一战前后，杜尚转向达达主义，成了达达主义的代表。
　　所谓的达达主义其实就是一战的残酷催生出的一种艺术形式，反权威、反艺术、反战。杜尚的《泉》即典型。
　　不过达达主义的存在时间非常短，一战结束没几年就消退了，被超现实主义所取代。
　　杜尚从书店中搬出一摞星战全集和异形全集，对李谕说：“我很少会对科幻作品感兴趣，先生的这两部却实在让我如痴如醉，其中瑰奇的想象力超越了很多艺术家。”
　　“你是要我签个名？”李谕笑道。
　　“是的，”杜尚点头说，“不过最好不要用俗套的钢笔，有没有你们中国的毛笔？”
　　李谕说：“毛笔一时之间不太好找，不过我随身带着一枚印章，出自一个叫做齐白石的中国篆刻家，我想你会喜欢。”
　　“篆刻？好极了！”杜尚说。
　　李谕随即签字盖了个章，然后说：“杜尚先生能不能也送我一件艺术品？”
　　“可以。”
　　杜尚略一思索，拿起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张支票：“这叫做《大一号的支票》。”
　　确实比正常的支票大了好多，画得很精致。
　　李谕接过来，说：“我很喜欢。”
　　杜尚有挺多有趣的创意，后来还用一个瓶子装了50cc巴黎的空气，送给一位纽约的朋友，因为杜尚觉得——“他们什么都不缺，因此我带给了他们50毫升巴黎的空气”。
　　反正他就是给人一种不像个传统艺术家，反而在玩艺术的人。
　　聊着聊着就到了中午，李谕与杜尚来到一家法餐馆吃饭，这间餐厅位置非常不错，位于塞纳河左岸，许多欧洲文艺人士喜欢来这里。
　　杜尚熟练地点了几道菜，看得出来他来过不止一次。
　　侍者刚上了两道菜，外面突然一阵骚动，有个人对着餐厅里大喊：“阿三，快来！他们说克里蒙梭的车队快到了，我们去打标语游行！快！”
　　给李谕及杜尚上菜的那名侍者慌忙把菜放下：“对不起了，两位先生！”
　　说完他就一溜烟跑出餐厅，甚至没来得及换掉身上的衣服。
　　李谕和杜尚见过好多次这种事，并没有表现得很奇怪。
　　看到他们的标语写的是“安南”后李谕才意识到，刚才的那个侍者竟然就是胡志明。
　　此时的巴黎果然是天上掉块砖头就能砸中某个名流要员。
　　参加巴黎和会的27个国家中并没有越南，于是胡志明自认“旅法安南爱国者小组”代表，向和会写信提出了关于越南独立的请求。
　　但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和会又根本没时间理睬殖民地的独立事情，所以忽视了他的要求。
　　在巴黎胡志明刷了一波声望积累了一些经验，独立这件事此后还真让他办成了。
　　——
　　告别杜尚后，李谕便搭乘火车前往哥廷根。
　　过程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这两个月中，被炸毁的铁路基本已经被修好。
　　就是经过法德边界时审查相对严格了一点，毕竟法国现在对德国气得牙痒痒，恨不得肢解了德国，然后自己做欧洲大陆的霸主。
　　在赔款问题上，法国狮子大开口，要像当年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赔款一样，给德国设置一个让他们无法缓过劲来的数额。
　　英国自然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所以表示了反对，要求降低赔款额。
　　英法美三国最终商定出了相当于110多亿英镑（接近400亿美元）的赔款额，这是个天文数字，超过《辛丑条约》不知多少倍。
　　最强工业国美国一年的GDP不过800多亿，德国要赔半个美国的产值，根本不可能。
　　就连刚刚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都看不下去，发表评论反对。
　　福煦则说出了那句着名的：“这哪是什么和平？简直就是二十年的停战协定。”
　　德国自己看到合约后也蒙了：你们打死我吧，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前期德国基本赖着不还，法国还想借此占领德国最重要的鲁尔工业区，结果英美都出来斡旋，法军灰溜溜撤军，这件事丢了大面子。
　　后来美国又给德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持工业复苏。
　　然后小胡子上台，他怎么可能承认《凡尔赛合约》，干脆不还了！
　　反正这些赔款大都敷衍了事。
　　不过在此之前，德国人已经把所有的经济灾难都归咎于了战争赔款。
　　另外，更让德国无法接受的是赔款理由：德国应该为这场战争负责。
　　德国人可一直认为战争是敌人强加给他们的，他们过去四年的牺牲都是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
　　而且大部分德国人都不觉得德国被打败了，只是被剥夺了应该属于他们的胜利。
　　——相当的死鸭子嘴硬，就像你可以说一个男人没钱、不帅，但决不能说他不行。
　　德国人觉得自己被骗了，才在停战条款上签了字，欺骗他们的是敌人、是犹太人……
　　反正，这笔赔款真的成了“烂账”。


第六百四十三章 伤痛
　　哥廷根大学里，李谕碰到不少袖管空空的学生，整体情况比剑桥还要差一点。
　　希尔伯特看到李谕后说：“李谕院士，你能来真是好极了！我刚给新上任的科学、艺术与公共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希望聘请客座教授来哥廷根讲学。我为此申请了5000马克的费用，后来追加到一万马克，不过现在好像马克都不够，通货膨胀太可怕了。”
　　李谕笑道：“我正好在巴黎，顺路过来，不需要什么经费。而且我没有那么擅长纯数学。”
　　“巴黎？那里现在是个政客集中的地方，讨论着如何瓜分整个欧洲，我可不感兴趣，”希尔伯特说，然后指着前面的一座讲堂，“今天有一场数学讲座，战争结束后，数学难得回归到校园中，我自己都很想知道四年过后，会不会有什么新进展。”
　　“非常乐意欣赏人类真正的智慧。”李谕说。
　　希尔伯特看了看怀表，“还有时间，我们再等五分钟，艾米·诺特要讲完课了。”
　　——就是那位提出大名鼎鼎诺特定理的女数学家。
　　李谕说：“哥廷根很开放嘛，已经允许女讲师的存在。”
　　“费了好大劲才争取来的，”希尔伯特感叹道，“三年前，诺特就受克莱因主任之邀来到了哥廷根。我当时很想给她安排一个教职，但被哲学教授会议上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驳回了。”
　　李谕纳闷道：“聘任数学讲师，和语言学家有什么关系？”
　　希尔伯特解释说：“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现在仍然划归在哲学系。语言学、历史学也同在哲学系。我们聘请教授，必须经过哲学教授会议的批准。不过他们对女人的偏见太大，多次要求全被驳回。我简直无法想象候选人的性别竟成了反对诺特升任讲师的理由。他们似乎忘了这里是大学而不是洗澡堂！”
　　欧洲大学对女性目前都有偏见，德国在其中最为保守。
　　李谕说：“我在巴黎看了几本科学期刊，好像诺特女士去年提出了极有创造性的诺特定理，写了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论文。”
　　“是的，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希尔伯特说，“否则他们还是不能接受一个女讲师的存在。”
　　没多久，艾米·诺特从教室中走了出来，对希尔伯特说：“教授，您在等我？”
　　“走吧，一起去听听有什么新鲜东西。我希望四年后，哥廷根的数学依旧没有落后，”希尔伯特吸了一口烟斗，又说，“对了，这位就是李谕先生。”
　　艾米·诺特崇拜地说：“院士先生，见到您太荣幸了！”
　　李谕笑道：“我也很荣幸能见到一位如同玛丽·居里般优秀女数学家。”
　　“我怎么能与居里女士相提并论。”艾米·诺特谦虚道。
　　艾米·诺特话不多，性格有点内敛，在一个基本全是男性的校园里，她只能如此。
　　诺特的成就不低，不过二十世纪搞数学出名的没有搞物理出名的多，物理上的炸裂发现太多，数学则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波澜不惊地前行，深藏功与名。
　　几人来到数学报告厅，外尔早就到了，但克莱因由于身体的缘故没有出席。
　　李谕问道：“今天的讲座是什么内容？”
　　希尔伯特看了看报告单：“一位来自挪威的数学家布朗准备讲一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令人激动，自从1900年我在23个问题中提出它后，一直毫无进展。”
　　——1900年真是有史以来最能立flag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