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梁启超说，“所以他们才能做到让少数精英代表全体人民。中国则不然，自从秦汉以来，久无阶级，短时间想学习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败。”
　　李谕说：“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梁启超说，“经济同理，西方经济强，缘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并非合理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却已走到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
　　蒋百里说：“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也在变法，比如俄国，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
　　“提到列宁这个人，”梁启超说，“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行。”
　　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
　　李谕说：“经过欧洲一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
　　梁启超说：“没错，我现在越发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根本无需悲观。西人作茧自缚，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融合东西，砥砺前行，必然可强盛！”
　　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
　　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见过德国失败后，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以为警示。”
　　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
　　李谕说：“期待先生成书。”
　　“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蒋百里说，“对了，几天前我们刚到巴黎时，这批手稿差点被盗。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盗贼竟如此多，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递给李谕：“上面是用法语写的，“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随信附上10法郎，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落款则是黑夜工人。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
　　李谕拿过纸条：“黑夜工人？这不是那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
　　梁启超说：“无政府主义？欧洲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
　　李谕说：“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不过黑夜工人的创始人是个奇人，他叫雅各布，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
　　“哦？”梁启超有点感兴趣，“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
　　“并不是他，”李谕说，“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圭亚那。”
　　“圭亚那在哪？”蒋百里问。
　　“南美洲。”李谕说。
　　屋子里有个地球仪，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
　　蒋百里咋舌道：“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
　　“因为法国权贵们太怕这个人了，他的社会影响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只能流放到圭亚那，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力。”李谕说。
　　梁启超说：“难怪我在报纸和书刊上都没怎么听过这个人。”
　　李谕说：“无政府主义本来就不是什么范围广大的组织，非常小众。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济贫的行为，据说当年他每劫掠一个富人，都会留下一张纸条，写上“在下是个盗贼，但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
　　李谕突然想到了幼时看过的一部非常性感的动漫《猫眼三姐妹》。具体情节早就记不清了，只记得性感的二姐还有紧身夜行衣，以及三姐妹每次偷盗完成后，都会留下一个标记。
　　梁启超大笑道：“一个盗贼竟然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
　　“他不是个简单的盗贼，”李谕说，“雅各布在留给被盗富人的纸条上会写下“阿提拉”一名。他培训出的其他盗贼则会留下“黑夜工人”这个组织之名。”
　　梁启超说：“阿提拉就是那个被欧洲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匈奴王？”
　　“对，”李谕说，“雅各布那几年间作案规模估计有数百万法郎，但他全都捐给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穷人，自己没留下多少。可惜他在1903年时失手被抓。当年对他的庭审相当精彩，堪称法国版的舌战群儒，对峙的被盗者有数十人。”
　　“有个被他盗窃股票的商人，控诉雅各布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多么惨重。”
　　“雅各布问：你买这些股票花了多少钱？”
　　“商人说：1200法郎。”
　　“雅各布说：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小偷是卖你股票的人，因为我认为这些股票一文不值，直接烧了。”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所有被盗者都被他辩论得哑口无言。庭审经过报道后，雅各布成了一个大名人，据说当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法庭外面唱《国际歌》。”
　　梁启超说：“有点意思，我准备把这个故事收到我的《欧游心影录》中，他还活着吗？”
　　“雅各布正在圭亚那服刑，应该活得好好的，”李谕说，“要是任公准备写书，他当时在庭审判刑后的那篇演讲，更加精彩，同样可以收录下。”
　　梁启超问：“什么演讲？”
　　李谕说：“雅各布的演讲叫做《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揉面粉的人缺少面包，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脚趾，织布的工人衣不蔽体，建造宫殿的石匠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
　　“什么都生产的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生产的人什么都有。”
　　“所以盗窃是归还，是收回。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顾忌地偷窃了。””
　　梁启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讲。原来欧洲还有这么多主义、这么多思潮，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回去后就会查阅一下何为无政府主义。”
　　蒋百里说：“我则看出另一层意思，就是因为不满的人太多，才有这样数不胜数的不同政见，想寻破局之路。”
　　“百里说得也很有道理。”梁启超在笔记本上简要记了下来。
　　至于那个侠盗雅各布，在一名记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释放回法国。不过他此后再也没去大力主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他被一个问题困住了。
　　在圭亚那时，雅各布还在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主张，直到有个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我衰老后不能劳动，就成为你口中的食利阶级。而且政府给的养老金又没人发，我该如何活。”
　　这个在法庭上把一众法国富人喷得不敢回话的猛人当场呆住了。
　　他一辈子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活到75岁时，雅各布选择自杀，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竟然是写给可能进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干了，但是没熨烫。橱柜里有豆荚、面包片，旁边还能找到两升葡萄酒，不必害怕，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正好又串联上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的感悟。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无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终，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与善心。
　　梁启超认为现在的西方功利盛行，正是缺少了礼义廉耻与道德。
　　雅各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隐隐看出了这个问题，才会去做个所谓的“盗贼”，劫富济贫。
　　可惜此时西方的良心已经被偷走了。
　　聊到和会一事时，梁启超更觉得西方还有小鬼子太没良心，不过他也气愤于北洋政府冲昏头脑下签订的密约，这个密约被日本拿出来后，已经传遍巴黎。
　　“为了几笔借款，段祺瑞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这么大的祸根！”梁启超恨恨道，“正是这个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与日本银行团签下的合同，不仅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将悉归日本！”
　　蒋百里说：“他们签的密约相当于承认二十一条有效，而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变成了有根据的。”
　　李谕说：“这就是我们最不利的地方，英国的代表一再追问，1918年订立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时，明明停战在即，日本不可能再强迫中国，为何同意缔约？”
　　蒋百里叹道：“根本无法解释！”
　　梁启超冷哼道：“安福系为了政治上获胜，草率与日本签订借款条约，为和会交涉收回山东问题留下无穷后患，实在可恨至极！”
　　其实这就是五四运动时，为什么学生和游行者们对主事者无法原谅的原因。
　　蒋百里问道：“疏才兄与美国关系不错，威尔逊总统也是个好人，又反对秘密立约，真不能再争取？”
　　李谕摊手道：“不仅秘密立约这一条，日本人还有另外的王牌。威尔逊看重国际联盟，日本人抓住他的软肋，于是说，和会如果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日本就退出国际联盟。威尔逊总统只能转变立场。”
　　梁启超越想越气：“今天不写书了，我要给国内先发一封长文电报！”


第六百四十二章 达达
　　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
　　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那真没道理了。
　　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也没办法，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换文等。
　　社会各界大为哗然，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
　　他们弄得确实失败，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不得不让人无语。
　　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就明白，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不便发生直接冲突。
　　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如果有点误会，人事方面配合得当，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几乎都有留日背景；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
　　他们的职责就是随时揣摩研究日本的外交脉搏，防患于未然。
　　思路应该说还不错，但这项工作一直做得异常不成功。
　　国内非常担心代表团真的会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发到代表团，一遍遍声明：“国民誓死力争，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
　　顾维钧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不过也只能干等着。
　　这段时间，代表团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最好回复是：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先由和会暂收，等青岛等地开埠后，再交还中国。
　　虽然不能直接收回，但比经手日本好太多了，代表团可以接受。
　　只不过日本坚持已经定下的条约，应先交由日本再转交中国。是个人就能看明白，小鬼子心口不一，嘴上说返还，心里肯定不想还，甚至想要更多。
　　英法意三国代表对日本的提议均不置可否，其实就是默认；美国最终只能搁议。
　　——
　　李谕则准备动身去德国，出发前去书店买上几本书在路上看。
　　法文书店当然白搭，好在巴黎有卖英文书的。李谕走进一家店面，看到一个瘦瘦的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拿着一支笔和一张明信片自顾自地笑道：“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李谕瞄了一眼，我去，《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你是杜尚？”
　　“你是李谕院士？”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道。
　　杜尚说：“我早就认识院士先生，没想到你还认识我。”
　　李谕说：“我不仅认识你，还知道两年前你给美国独立艺术展览送了一件叫做《泉》的艺术品。”
　　《泉》就是杜尚大名鼎鼎的倒置的小便池。
　　杜尚笑道：“哦！那是我灵光一闪的一件作品，没想到艺术展竟然违反他们自己的承诺，明明缴纳六美元就可以参展，他们却还是拒绝将这个作品展出，我只能找了一名摄影师拍照留存。”
　　后世能够见到的《泉》，就是这张照片。至于那个小便池本体，早就不知所踪，可能被摄影师拍完照后随意丢弃在了地下室。
　　杜尚很多类似的作品都被当作垃圾扔掉了。
　　“可惜没能看到原作，”李谕说，然后问，“你不是在纽约吗？”
　　“巴黎是艺术之都，总归要来这里生活一段时间，”杜尚说，“而且我早就想来了，但该死的战争持续了这么久。我真的不喜欢战争，不管什么形式的战争，都讨厌，只能选择躲避。不过我也从来不会对战争做任何表态或者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