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南先生不过是个缩影，抱着如他这般思想的遗老遗少数不胜数。”李谕说。
鲁迅吸了口烟，突然说：“真不如来场俄国那样的革命，一劳永逸。”
“俄国现在也是刚刚开始。”李谕说。
就算再过一百多年，到了李谕穿越前，有皇俄思想的俄罗斯人仍不在少数，还有相当的政治团体支持。
鲁迅说：“现在必须集中力量攻击各种社会弊病，把那些打着‘祖传老病’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全部打倒。”
“国粹？”李谕对这个词的理解貌似有点不一样。
“所谓的国粹，”鲁迅哼了一声，“就如同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是野蛮文化的混合体！”
迅哥说话还是挺狠的。
李谕说：“我想到了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初中语文课天天挂嘴边。
“正是这个意思，”鲁迅说，“中国人自大而好古，而且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自大，党同伐异、扼杀天才的悲剧时常上演；自私取巧，专谋时势，对一切只知冷笑，这又就是国人的事业。”
李谕说：“琴南先生其实也算新人物，可惜学了外国的本领，仍然没忘旧时代的陋习。”
“就是因为有一部分新人物不够新，才要用过继手段，让旧世界早点消亡！”鲁迅越说越起劲，“那些抱着残旧思想又想学点新事物的人，就是彷徨之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李谕笑道：“现在的你才是我印象中的你。”
鲁迅诧异道：“什么印象？”
“额，”李谕顿了顿，“就是留学时候的你。”
“那时候想得也没这么多，”鲁迅说，“不过这些人争来争去，总归没人敢说科学一个不字，疏才兄可是几乎被毫无异义地称为了圣人。”
“千万别用什么圣人字眼，我听了好几次，这个帽子不得了，戴不得，”李谕连忙说，“但想让科学普及大众，确实需要诸位先推行白话文运动。不仅白话文，最好顺便把文字都改成横排，不然翻译引进西方科学典籍太困难，总不能把公式也变成竖排。”
鲁迅点点头：“仲甫先生要让我做《新青年》的编辑，我会从这本杂志做起，尽量把横排推广出去。我们也专门刊登相关的科学文章，让更多人知道横排好处。”
“太好了，”李谕高兴道，“像我这种古文水平一塌糊涂的，真希望你们早点完成白话文的推广。”
鲁迅说：“先生贵为科学领军人，还能写出在欧美畅销的通俗小说，已经让很多新文化之人感到汗颜。科学这种高高在上的东西，在你手里简直可以信手拈来。”
“说不上高高在上，科学还是基于人文学科的，”李谕说，“或者是先要有文科铺垫，才能诞生科学，历史就是这样的。科学这东西讲究理性，需要大量时间投入，难度相应也要大很多，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出现的。但并非什么上层建筑之类的说法。还是那句话，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傲慢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滥情的。”
和迅哥聊聊天就是感觉神清气爽。
两人聊了大半天，不自觉中走到了校长办公室外。——话说现在北大校园就这么大，很正常。
蔡元培说：“两位聊的什么，这么火热？”
“关于最近新文化运动的事，”李谕说，然后建议道，“蔡校长，既然都讲究包容并蓄了，北大再不招收女生，真的说不过去了。”
蔡元培想了想说：“其实教育部并没有规定专收男生，从前女生不来上学，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要来读书，程度要是够得上，北大就没有拒绝的道理。”
“太隐晦了，”李谕说，“有几个普通人知道教育部的这些规章？干脆登在报纸上。”
蔡元培说：“没问题。”
李谕在天津的中学里，就有女学生有足够学力。
报纸登出后，李谕给天津中学发了电报，立马有一名叫做查晓园的女生前来报名，还是很勇敢的。
她很轻松通过了学力测试，入了学籍。
虽然有了女学生，但这时候的北大校风比较特殊，男生跟男生也没什么社交。女生来了后，与男生更没来往，即使是同班有女生，男生也不跟她们有交流，北大的风气一直如此。
你说校园恋爱，自然没有。
但招收女生终究是件大事。
蔡元培佩服道：“都说天津的教育领先于京师，果真如此。”
“都是严范孙先生和张伯苓先生的功劳。”李谕说。
这名女生报入了外语系，蔡元培说：“今天正好是辜鸿铭上英文课，一定很有意思。”
李谕幸灾乐祸道：“班上就有两条辫子了。”
蔡元培哈哈大笑：“你可真会开玩笑。”
两人忍不住好奇，来到课堂外。
辜鸿铭提着文明杖，一本讲义都没带，略显潇洒地来到课堂上。
此前北大学生笑话他不剪辫子，辜鸿铭回顶了一句“我的辫子长在头上，你们的辫子长在心里”，直接让全校哑口无言。
——这句话就算放在后世，也足够炸裂。
但他还是有些保守，刚想讲课，眼神突然僵住，使劲看了看，“那位同学，莫非是女生？”
前排一个学生说：“先生，她是刚招来的女学生。”
“女学生？！”辜鸿铭一愣，“你叫什么？”
“先生，我叫查晓园。”女生回道。
“你懂英文吗？就来北大上我的课？”辜鸿铭问。
查晓园不紧不慢地说：“我学了五年英文。”
“五年？”辜鸿铭对前排那个男生说，“把你的讲义给她，让她读一读。”
查晓园接过讲义，非常流利地朗读了一遍，可以说在全班都是上游。
辜鸿铭却眉头皱了皱，硬生生挑刺道：“你的发音还是有点问题，总之，嗯……不适合在我的课堂，请你出去吧。”
李谕张口说：“辜先生，虽然这位女生没有纯正的伦敦腔，但发音很标准，作为播音都够格，放眼全国，已经非常不错。”
辜鸿铭看到蔡元培也在他旁边，于是走出教室，说：“校长，教室中怎么能有女性，男女授受不亲，如果一定如此，请让我辞去教职。”
蔡元培笑道：“刚才疏才说了，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多年前就开始招收女生，辜先生，这是大势所趋。”
辜鸿铭说：“美国人有什么文化，能和我们比？”
李谕说：“不仅美国，瑞士也有很多大学招收女生，还有英国、德国、法国。”
辜鸿铭一时语塞。
蔡元培说：“辜先生，女人受教育自古有之，也算我们的优秀文化嘛！”
还是他会开导人，辜鸿铭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以后我少往台下看就是！”
第六百二十四章 木卫十
下课后，蔡元培和李谕、鲁迅、李大钊等人一同吃饭，本来想叫上辜鸿铭，不过他明显不太想和一帮搞新文化运动的人在一起。
来到饭店，李谕问：“胡适之和辜老先生不太对付？”
“相当不对付，简直是死对头，”蔡元培笑道，“一个刚刚留学回来的毕业生就做了教授，不止辜先生，还有很多老先生无法接受。”
“适之教的什么课？”李谕问。
“中国哲学。”蔡元培说。
胡适在美国学的就是哲学，算他的老本行。
“学生们的评价怎么样？”李谕有些好奇。
蔡元培对李大钊说：“守常（李大钊字）与学生来往较多，应该更了解。”
李大钊说：“昨天我听文科学院成绩最好的傅斯年评价，适之讲的墨学一课不太理想，就像外国汉学家讲中国文学，虽然有些观点比较新奇，但大多浅尝辄止，没有深入探究，也不太适合中国人。”
傅斯年是后来的史学大家，目前在北大文科念书。
他的成绩相当出色，从入学开始就一直位居第一。而且傅斯年颇有“大哥范”，除了学问好，还长得很壮，能打架，讲义气，小时候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现在更是北大学生中的头头。
“另一位成绩很好的学生顾颉刚也有类似评语，”李大钊接着说，“不过傅斯年对适之的总体评价不错，认为‘（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走的路是对的。’”
李大钊为了顾及老师的面子，没有说全，其实傅斯年最后还有一句：“你们（学生）不要胡闹。”
李谕笑道：“学生评价先生，有点意思。”
这是初期北大的一种风气。
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出路也比教习好。所以曾有放弃教习位置而宁做学生的，这个传统让北大学生有一种隐隐的优越感。
民国以来，北大的招生和教师聘请两方面比较随意，没有其他学校那样严格的标准。不少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真的超过老师，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经常看到学生刁难教习的记录。
而胡适能短时间在北大站稳脚跟，真的离不开傅斯年这个学生头头。
后来胡适自己承认，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上的谋逆，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走他，结果因“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胡适十分感慨：“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傅斯年字）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蔡元培说：“适之十分用功，他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比不上一些学生，尤其像傅斯年那种在章门学习过的，所以不仅提心吊胆，也一直加倍学习。”
“这个我知道，”鲁迅说，他也曾拜在过章太炎门下，“适之经常拿一套《章氏丛书》钻研，并且用新式标点圈点了整书，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询问德潜（钱玄同字）。有时学到深夜，便只吃个皮蛋对付。”
李谕在多所学校开过讲座，所幸没有受到过什么刁难。
李谕以为胡适过了学生这关就万事大吉，蔡元培却又说：“不止学生发难，北大现有的一些老师也认为适之不通。”
“不通？不通什么？”李谕问。
蔡元培说：“适之上课发的讲义叫做《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位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拿着适之的讲义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
“哲学”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很新，是近代从日本那边转译过来的。
既然连“哲学”这个词都没有，中国古代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西方哲学动辄就会谈到一个词——“存在（being）”，这是西方哲学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相对应。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也并非什么特别重要的概念。
因为中国文化太长，完全自成体系，没必要去讲西方的“哲学”。
后来胡适想通这一点，便坚持说自己研究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
思想这个词就很有中国味。
但此时胡适确实犯了个小错误，在北大，“哲学史”三字是一个整体概念，即“哲学的大纲”，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
那位教授据此取笑胡适，笑得没毛病。
“适之在北大还有那么点水土不服，好在有白话文运动这个强项。”李谕说。
胡适总归混得很不错，成名相当早。
几人慢慢又谈到欧洲大战，毕竟北洋政府已经对德宣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