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由宜昌乘大元商轮于8月26日抵达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楚信、楚义等巡防舰驶往武昌上游迎迓，各机关、各团体欢迎人群分乘小轮在江干把大元轮围在垓心。王占元希望蔡能在武汉多停留几日，蔡则坚决辞谢，于是王便在楚材舰上大张筵宴，盛大款待蔡和他的随行人员。蔡并未登岸，当天晚上就换乘江裕轮继续下驶。
8月28日蔡抵达上海，下榻哈同花园，他不愿人们把他当成一个伟大人物来欢迎，因此他设法把自己隐秘起来，仅到梁启超的礼庐一行，师生二人把臂欢谈，相对欷歔。
段祺瑞电请梁启超转劝蔡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没有忘记以前袁召他去北京，便成为政治俘虏的往事，因此他推托说：北京烦嚣，不适宜于养病。
9月8日蔡由上海启程赴日本。抵神户时，日本记者群趋访问，蔡以手指喉，不能作答，由蒋方震代为接谈，蒋说：“将军之病，由于袁世凯而起，纳溪之战，将军语言艰涩，到沪州时全然不能发音，七月廿日由叙府赴成都，勾留九天，病情更加转剧。黎、段劝将军移居北京西山静养，将军以不能杜门谢客为虑，所以决计来贵国就医。”
蔡的喉疾和肺病，因拖延过久，抵达日本后已是病入膏肓，群医束手，药石无效。
11月8日，蔡自知不起，由左右扶起看窗外飞机，黯然对好友蒋方震说：“我是不行了，我不能死于对外作战的疆场上，真是死不瞑目，我死后有一事想拜托兄。”蒋问是何事？蔡已无气无力，喘息地说：“千万薄葬，让我九泉无憾！”蔡回到病榻，即请蒋方震代笔遗电：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奖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就是这一天，这位一代伟人，视富贵如浮云，功成而不居的护国元勋蔡锷将军与世永诀了。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年仅35岁。
蔡去世后，举国震悼，万里雨泣。
黎元洪大总统于11月10日、11月28日、12月4日、12月21日四次以大总统命令褒扬和国葬。
蔡锷之丧，全国唁祭，其祭辞和挽联均有可传者，摘抄数则挽联于下：
孙中山：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
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唐继尧：
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
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丁怀瑾：
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
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在所有挽联中，杨度的一联最引人注意，杨度的挽联是：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杨度是楹联圣手，他一生可传的挽联甚多，可是他挽蔡的这副挽联，并不高明，这是因为两人政见立场相对立的缘故，所以他的下联可说完全是对蔡的成就唱反调。
至于小凤仙的挽联则是在庄严肃穆的伟人事迹中的一段小插曲，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当时传遍都下，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蒋方震在蔡死后，由日本拍电回国，电文说：
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蔡的好友丁怀瑾用行动来怀念蔡的遗志——功成不居，长揖归田。蔡东渡前，丁任四川富顺县长，闻蔡噩耗即辞去县篆，闭门著书，常以蔡的人格和抱负勉励其家人子女，他称道蔡是真正开天辟地的人物。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却打破了此例，他的成败生死，不论是友是敌，是新是旧，莫不对他由衷称道，理由很简单：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第101章 府院不和黎段水火
黎元洪的一生，是幸运也是不幸，他在辛亥起义时糊涂地做了民国元勋，又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莫名其妙地坐上了总统宝座。袁世凯在做民国总统时，感觉到做得很不舒服，因此逐渐产生了总统不如皇帝的错误观念，一念之差演成“洪宪称帝”的悲剧。黎元洪则是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
黎、段两人有新仇，也有旧恨。旧恨是当黎以副总统身份兼领湖北都督时，段奉袁的密令以绑票方式来武汉，押他上火车，结束了黎在湖北的局面，从此黎在北京做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新仇是段虽拥黎继任总统，可是在袁死后段去见黎时，一言不发，面孔冷酷有如对待一个陌生的政敌，加上张镇芳又从中挑拨。张镇芳是袁临终时四个接受顾命大臣之一，可是段祺瑞却最瞧不起张，由于张是袁的表弟，洪宪帝制时，张在大典筹备处办事，贪污舞弊，所以段经常骂他是“黄带子”、“掌柜的”。张自然也恨段入骨。黎继任总统后，张在黎的军事智囊哈汉章面前放了一把野火，他说：“我们在项城（袁）的灵前讨论总统问题时，老段反对黄陂（黎）继任，是东海（徐世昌）竭力促成的。”这句话很让黎相信，所以黎非常恨段，对徐世昌则有好感。
至于段呢？压根就瞧不起黎，因为在清朝时，段曾做过统制（等于师长地位）、军统（等于军长地位）和提督，并且署理过湖广总督，可是黎那时才不过是一个协统（等于旅长地位）；到了袁世凯时代，段则是北洋系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虽是副总统，在段眼中，不过因缘时会，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北京后只是个政治俘虏；袁死后，黎的总统是段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段不支持黎，黎根本登不上总统的宝座。他在袁死的当天晚上告诉黎派来探听消息的张国淦说：“我姓段的支持黎，就是一句话，不会让姓黎的落空。”
因为段有这些观念，所以完全不把黎放在眼中，黎则看段有如芒刺在背。黎、段之间便因此无法谐和。
黎接任总统后，对当时的各项问题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他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这对段是无法忍受的。段本已苦于国会给他的困扰，使他不能独断独行，再加上黎元洪遇事总是掣他的肘，使他感到非常受不了。他有时向他的亲信抱怨说：“我是要他来盖章签字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的头上！”
段拥黎为总统只是叫他盖章，这一点可以从段的秘书长徐树铮的一句话中证实。有一天徐树铮拿了三个人事命令到总统府请黎盖大印，黎偶然问到这三人的出身和历史，徐树铮就很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总理早已研究清楚，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哩。”黎听了这话真是气得头上要冒出火来，他脸上发青地对手下人说：“我本来不要做这样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
黎任总统后调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后来张辞职，改由丁世峄），以林长民、贾寿坤、雷豫钊、欧阳葆真、刘远驹、张则川、瞿瀛、郭泰祺八人为秘书。军事幕僚有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等。
军事幕僚们经常建议黎必须掌握兵权，他们的理由是：“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军事，大元帅没有军权，总统有什么做的价值？”这些话黎很听得进去，他把自己的总统地位和袁世凯做总统时候一比，觉得袁当时何等威风，自己今日何等可怜，自己虽不想大权独揽，可是要制止军人的跋扈擅专，则应该把军权抓在自己手上。黎这个意图和段完全对立。段认为袁世凯当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全国陆军统率办事处”以集中军权，段的解释是：他以内阁总理身份而掌握全国政权，又以陆军总长身份而掌握全国军权。段今日的地位是建筑在军事独裁上，他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就因为他有军权，如果让总统管军权，他岂不是手无寸铁，总统一纸命令就可以撤换了他吗？所以这一点他是誓死必争的。
当陈宧带了一师部队离开四川时，黎的军事幕僚擅自打了一个电报劝陈宧自动解散军队，陈宧居然不向内阁请示就奉总统命而行。段为此恨黎的几个军事幕僚入骨入髓，他公开指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为府中四凶。段认为黎竟然过问到督军问题（陈宧督湘是黎所坚决主张的），以及解散北洋军队，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段一直要对付陈宧，“杀鸡给猴子看”。
民国元年宋教仁所致力且因此而丧生的理想——责任内阁制，到了袁死后，竟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因此，这一期间的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力，恰恰和袁时代相反，黎虽能忍让，可是也有限度。段的强项，在袁世凯末期已表现出来，他对袁都敢使气，何况他平素就瞧不起黎元洪，如今两人共事，他更不把黎放在眼中了。
北洋时代军阀割据局面，是逐渐形成的，其实平心而论，袁并不愿见军阀割据，尾大不掉。无奈军人霸占地盘后，袁的利益和他们的一致时，他们就奉行命令；不一致时，他们就可以不理睬，因此割据的形势是自然形成的。
在袁世凯时代，他曾授意黎元洪发出主张各省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通电，袁希望借此试探能否在各省行得通，只要各省不坚决反对，袁意思是先将都督和民政长两个职务分开，然后着手裁兵，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各省军队一律直属中央，把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转变成中央（袁一个人）集权的局面。当然，这个计划是得不到各省军阀的支持，不过这是一股正流，全国明达之士都支持废督裁兵的计划。这个计划虽孕死腹中，然而黎却因此而获得虚名。
黎自己当总统后，自然而然更想贯彻这个主张，所以他极力推行这个计划。他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可是他并不甘以没有实权而自居，他认为当年他提出这个主张时，全国都有共鸣，袁死后天下大变，在此时旧调重弹，或者可以行得通的。在裁兵这一点上，段祺瑞是完全站在黎这一边的，这当然由于利害上的一致，而非见解上的雷同。所以北京政府在军务院撤销后，立即发出“收束军队”的号召，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派出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从战事发生后扩充的新编军队，北京要求所有军队都应接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
黎、段虽然对裁兵问题意见一致，可是在目的上则显然不同。黎的意思是全国普遍裁兵，无论南北，不厚此薄彼；段则是要大量裁减南方的军队，对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军则不愿裁减，相反的还想继续扩充。黎的目的是：总统和总理应该分权分工，总统以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管理军事，内阁总理则专管政务；军权既要集中于中央，总统的权力就要提高，使总统在实际上具有指挥全国军队和任免全国军事长官的大权。段的目的是：全国军权都应该由陆军部掌握，所谓中央就是责任内阁，并不是总统。
至于废督问题，段认为当袁权势最盛时，曾把都督一律改称将军。同时计划废省改道，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可是废省改道计划完全行不通。段有鉴及此，乃想出一条比废省更为巧妙的方法，拟将全国行政区改革，缩小省区，把全国划分更多的省。北京内务部根据段的特别指示，制定了全国划分为49个省和特别行政区，只有东三省因外交关系暂不更动。缩小省区计划，在北方各省都一致反对，于是只好束之高阁了。
在护国倒袁期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以南北双方都尽量扩充军队，当时全国军队究竟有多少数目，谁也无法统计，因为如果调查人数，是为了达到扩充的目的，自然尽量夸大。可是袁死后，全国重归和平，当务之急，在于复员，减小军队员额是复员的第一步，但这却是极其困难的问题。
段拟就了一套裁兵计划，是规定全国陆军为40师，每师1万人，另编20个独立旅，每旅5000人，合共50万人。此外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200营，每营500人，合共10万人。在这个计划中，陆军和警备队的区别是陆军有一定的番号而无固定的防地，可以调来调去。警备队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责，其调动范围不出省境。这与袁在时的计划并无两样，袁是把全国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规定中央军是正规军，中央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地方军，同时在素质上也优于地方军。这时，北洋军多已有了正式番号，西南各省的军队则被列入暂编性质，其番号是××省暂编陆军第××师。暂编的含意就是等候整编，整编后可以编为中央军，也可以编为地方军。北洋军既然是正规的中央军，自然可以随时调赴各省驻防，可是地方军就不能任意活动。根据这个原则，段祺瑞在袁死后，还想继续北洋军留驻西南境内的已成之局，这便造成了更混乱的情势，如在四川和湖南两省，尤其是四川。
段祺瑞要求西南各省裁军也未达到目的，因为这时只是表面上的和平和统一，事实上西南各省对北京仍采取一种貌合神离的态度，继续把持税款，扩充军队。
不只是各省不肯听命中央，甚至平素以笔杆为武器的进步党也想在西南地区建立私有武力，这可以从梁启超给他信徒的信中看出这种野心：“吾侪自命为稳健派者，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不为人所利用。”进步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组织，只是通过梁启超和蔡锷的关系，在四川和贵州有点力量，后来由于岑春煊和陆荣廷的关系而在两广有点力量。梁启超很想把四川、贵州和云南变成进步党的根据地，建立武力基础，把进步党变成一个有实力、有根据地的党派，以便在中央争取更大的权力。
军阀和割据的局面就是在这些问题中逐渐形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第102章 国会和政党复活
袁世凯称帝时，北京的国会饱受摧残，议员们纷纷南下，聚集上海的不下200余人，西南护国运动开始后，旅沪的国会议员也为之声援呼应。迨袁死后黎继总统，《约法》恢复，国会重行召开，原来南下的议员们遂纷纷回京。
5年8月1日，国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常会开幕典礼，参议院议员到138人，众议院议员到318人。参议院仍由王家襄、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众议院仍由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临时公推王家襄为主席。黎元洪总统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莅会，黎依照民国2年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誓云：
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黎同时致词略云：
天佑吾华，政局聿新，经纬万端，宜叩众意。议会诸君子为国民所选举，其于民生国计，筹之熟矣。方今时局艰危，正赖贤豪补救，望诸君子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国运昌隆，政象清明，皆将于诸君子是赖。元洪不敏，忝膺重寄，惟竭至诚，从诸君子后，冀有造于家邦。躬莅盛会，无任欢欣，谨贺一言为民国议会祝。
袁世凯末期之所以敢于称帝，因为他已把民国成立后一点点政治生机斩断。民初的政党活动，自癸丑二次革命后即销声匿迹，甚至连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国民党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开国人物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胡汉民、于右任等，有的亡命海外如孙、黄二公，有的难逃厄命如陈其美被刺死。一直到护国运动开始以后，政党活动才开始在西南和东南各省重行恢复。
梁启超的进步党由于蔡锷的关系，在云南和贵州省颇见活跃，国民党本以广东和上海为中心，上海方面因陈其美被刺，失去一位勇者而大受影响，广东因龙济光是反国民党最力的，因此也是一蹶不振。护国运动开始，国民党在广东、广西力量渐见抬头，进步党本来在两广没有什么基础，迨陆荣廷迎梁启超入桂，进步党遂在两广展开活动，梁启超在《从军日记》正道出了他的心事：
干卿此次殷殷相招，期我以粤中善后。初时，同人殊不愿我以此自承。……虽然中国之政治，以省为单位也久矣。今后此种积重之势，有加无已，吾侪自审能否谢事不任？如其不能，宜审所择，欲行其志，恐地方较中央优也。此当视所以与干卿相处者如何。若其耦俱无猜，固当任之。
虽然进步党有机会可以扩展，可是进步党只靠梁启超，梁又只靠嘴能说，笔能写，比起国民党，无论在组织和人才上都相差甚远。所以西南各省国民党仍有潜在势力。
梁启超在袁未死以前，就想巩固进步党在南方的势力，又想以川、滇、黔为活动的基础。他在5月14日致蔡锷的电说：“此役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否则无以对死事先烈也。”又在致蔡锷的第五书说：“此时优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共同之向心，尚可力图控抟。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艰苦于卬蜀滇爇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意思就是想用蔡的力量，据川、滇、黔为政治改革的小地盘。但袁一死，他的“造成南北均势”的思想，立刻消灭，却极力与段祺瑞联络，主张速撤军务院。及蔡因病去川，他“庄严卬蜀滇爇”的思想，也消失了。不过仍想扶植戴戡入川，以承继蔡锷。
至于旧国民系的急进派——中华革命党，在山东、广东及长江流域各处的计划，皆未成功，因此不会取得一隅的地盘。加以陈其美在上海遇刺，失去了一位健将。所以倒袁战争结束后，只有所谓温和派的旧国民系和进步系，能够周旋左右于南北各武人间，成为一时政治的重心；可是他们的活动只是将顺武人为操纵政治的妙用，其结果助长了大小军阀，为日后军阀纷争的伏笔。
在民国4、5年间，政党活动比较沉寂，当时够得上称为政党的，也只有下面三个：
一、中华革命党，自癸丑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国民党亦被袁所解散。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形势主要必须把袁打倒，乃于民国3年在日本组织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从命名上来看，这个党是以革命为号召，袁氏称帝，革命两字更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主流。有人称之为国民党左派。
二、国民党温和派，被人称为国民党右派，他们部分散在海外，有的留在国内，有的则在日本，当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亦曾联络他们，但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的过激立场，如：《中华革命党党纲》中对于参加革命和未参加革命的党员划分界限，享受权利亦不同。在孙中山方面，是惩前毖后，鉴于民国元、2年的失策，革命事业被袁的北洋派窃夺和排斥，因此要硬性地保障革命党员。这一点在温和派的人士是反对的，他们觉得革命不应该分彼此，也不应该分阶级。同时孙中山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加盖手指模，也是温和派所不同意的。因此以黄兴为首，都不肯参加。到了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温和派进一步希望国内团结抗日，其时黄兴已由日本去美国，未参加这次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章士钊等28人列名通电，要求停止反袁行动，一致对外。且因当时欧战爆发，便组织了欧事研究会以联络同志。李根源是个有野心善权术的人，他借欧事研究会为活动基础，欲拥岑春煊为首领，岑本和革命党无关系，不过他是反袁的，癸丑之役，章士钊介绍李根源和岑认识，遂有部分人士欲拥岑在南京组织抗袁的酝酿，这一计划因二次革命失败而孕死腹中，此后李、章、岑遂时通声气。护国之役，岑、李都在西南活动，欧事研究会遂成为国民党温和派的代表力量，且和进步党声气相通，欧事研究会的出版物是《甲寅杂志》，和进步党的《中华杂志》互为呼应。
三、进步党是君宪党化身，他们拥梁启超为领袖，仰袁氏鼻息，受袁氏玩弄，在北洋派门下分些残汤冷饭。洪宪帝制后，梁启超首先反对帝制，大声疾呼，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发表后，对反袁反帝运动发生极大影响，尤其因为进步党的人士中，多为稳健派，颇负时誉，民国初年一般士民的心理，认为革命党人有冒险性，而进步党人比较和平，不会走极端。如今进步党也反袁反帝，这就表示袁确是该反的了。
这便是那一时期政党的形势，尤其是进步党在那时候颇有影响力量，因为进步党代表不新不旧，半新半旧，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和官僚及复辟派以及北洋派接合；在新的方面又可以和国民党温和派连成一气，当时进步党如果有组织人才，就会成为一枝独秀的政党的。
国会复会后，政党活动变成了短兵相接，进步党人在袁死后提倡“不党主义”，所以在参加内阁中，只有一个范源濂。迨国会开幕后，进步党人首先分组成两个团体，一个是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领的宪法讨论会，一个是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领的宪法研究会。这两个会不久又告合并，并为“研究系”。他们在国会中是和北洋派携手的。
至于国民党方面，左派的中华革命党原是革命的秘密团体，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所以在国会中没有吸收分子。至于欧事研究会也慢慢地消灭了，乃由张继以“张寓”名称暗中纠合同志，后来挂出一块招牌名为“宪法商榷会”。不久宪法商榷会又分为三个派系。
一、客庐系以张继、王正廷、吴景濂、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
二、韬园系以旧进步党人新附于国民党之孙洪伊及丁世峄为主。
三、丙辰俱乐部可以算作中华革命党的化身，以林森、居正、田桐为主。
不久，客庐系中的谷钟秀、张耀曾脱离客庐而组成政学会，丙辰俱乐部与韬园两派又合组为民友社，商榷会又改为益友社，益友社又改为政余俱乐部，以王正廷、褚辅成为主。
5年8月10日，黎元洪假北京迎宾馆举行茶话款待国会全体议员，黎态度谦诚，要求议员同心协力，相互提携，其致词略云：
组织内阁，两月以来，屡更任命，纵非组织尽善，未尝不别具苦衷，盖共和再造，既由各方面势力构成，故组织政府不能专就一方面人才为限。用之期于适当，取之不出一途。变乱纷纭之后，要以安人心定全局为先，不宜对一人一事而有偏议，切望诸君共体时艰，将来征求同意时，勿绳严格，俾收共济之效，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至民生国计，经纬万端，议事有暇，更望时常接洽，俾得流通，免生隔阂。元洪不敏，惟与诸君子相见以诚，合力同心，共匡大局。
国会议员很满意于黎的这种态度，认为过去袁世凯时代用外交手段对付国会，又以强盗贼匪对待议员，因此导致总统府和国会之间关系万分恶劣，今天黎元洪既然相见以诚，议员当然以诚意报之。
5年10月30日北京国会补选副总统，冯国璋当选。
第103章 徐树铮和阁潮
徐树铮字又铮、幼铮，号铁珊，江苏萧县人。少有神童之誉，年22间关至山东投靠袁世凯，踵辕上书，值袁丧居，命道员朱钟琪代见，未得结果，住在济南的高升店，旅居无聊，在厅堂写楹联，时值严冬，徐仅着夹袍，可是并没有寒酸气。这天段祺瑞刚好到高升店访友，见徐气宇不凡，乃探问其姓名，徐告以投友不遇，盘缠用罄，正在等候家款。段问其愿就事否？徐答以：“值得就则可就。”段乃约徐长谈，聘徐担任文牍工作，从此毕生追随段祺瑞。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段督办陆军各学校，徐虽担任文员职务，但时与兵士习跑步，同操作，后赴日本入士官学校，回国后仍在段左右，领袖群僚，不仅是段的灵魂，简直是段的化身。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他，就是指徐树铮。
北洋时代有大徐小徐、大段小段，所谓大徐是徐世昌，小徐就指徐树铮，大段是段祺瑞，小段是指段芝贵。
小徐如何影响段祺瑞，如何操纵运用，可自一则笔记中看出，这是段的另一智囊曾毓隽所叙袁世凯称帝时和段祺瑞闹僵的一幕，曾毓隽因为是段身边所亲信的人物，他的描叙自然很近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