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既然有些人认为主张复辟是升官捷径，因此，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刘廷琛有“复礼制馆书”，宋育仁有还政清室的演说，宋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当复辟的谬说猖獗一时，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义正词严，力辟邪说。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人为。袁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袁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空气鼎盛，袁乃不得不于11月23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查办本是官样文章，不料宋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同乡不念乡土之情，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检举，这样一来江不能不公事公办，因此他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马车夫对宋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宋怀着鬼胎见到了江统领，江堆着笑脸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应命写来：“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小有才，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一变而为劝进，这样一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这以前，清朝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因此情势为之一变，这些“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复辟派之名而受连累。这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乱党”嫌疑一样，实在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这时，袁的北洋系也搔不着袁的痒处，他们也赶忙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却是留着辫子的张勋，他给袁的电报中这样说：“国事非等弈棋，政体岂同儿戏！”
北京内务部对袁的意图也搞不清楚，既然命令叫严行查办，他们也就不得不查办一下。宋育仁案查办结果是：“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籍，发交地方官察看。”可是这个判决到袁手中时，袁却改为“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3000元，同时命令四川的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为宋的休养费。
11月30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上车，宋的知友纷纷到火车站来送行，还有不少人请宋写屏联留作纪念。这样的排场才不像是“递解回籍”，简直是“衣锦荣归”。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密电，叫他对宋特别优待，因此12月3日宋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同时在清乡公所特辟精室款待，然后段芝贵假口视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见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眷属，共总住了八天。他在清朝做过湖北候补道，所以在湖北的老知交很多。后来他回到四川，袁就撤销了对他“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前面提到劳乃宣曾写过信给赵尔巽。赵尔巽也是一位大遗老，民国3年袁聘赵为清史馆馆长。赵原来是不肯出来做“两朝元老”的，袁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做民国的事情。”因此赵提出一个条件，要替他的兄弟辩诬。原来他的兄弟便是清末在四川任总督的赵尔丰，绰号是赵屠户，辛亥革命时被革命党所杀，赵尔巽要袁替这位赵屠户昭雪。袁乃于3年3月24日发布命令说：“据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前川督赵尔丰当武昌首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等情。查该故督洞明大局，赞成共和，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查明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荩。”
赵尔巽并不完全满意于这个昭雪令，但勉强出山了。他就任清史馆长后，自我解嘲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这简直是不伦不类的态度，但他却怡然自乐，认为是义薄云天，忠贯日月，大有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气概。赵尔巽虽然自认为对清廷很忠心了，可是另一个遗老梁鼎芬却写信骂他：“清室未亡，何以要修清史？”
提到梁鼎芬，这是个顽固得透顶的遗老。民国2年4月3日已退位的清隆裕后梓宫奉安典礼，灵车到了西陵，梁鼎芬、劳乃宣伏地痛哭，如丧考妣。这时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则穿了一套西服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看见孙，眼珠里几乎要出火了，假装不认识他，上前问道：“先生是哪一国人？”孙说：“节庵，你开什么玩笑？”梁板起面孔呸了他一口，就大骂起来：“谁跟你开玩笑？你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革命党，你就不该到这里来；你如果还记得做过大清朝的官，为什么不穿孝服？你带信给你那个亲家老鬼，叫他别活在世上吧，免得丢人！”一旁伏地叩头的劳乃宣跳了起来，大呼“骂得痛快！”原来奕劻这时在天津租界做寓公，清室召他来料理丧事他却置之不理，一般遗老都不齿其为人。
宋育仁被递解后，使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大受虚惊。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所居名湘绮楼，所以人家又称他王湘绮。他和赵尔巽同时被袁邀请，袁请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3年4月5日应袁电召，由长沙启程北上，携带他的周妈同行。路过湖北时，段芝贵设宴招待，他偕同周妈赴宴。到了北京，有人问他偌大年纪干吗还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做官？他嬉皮笑脸地说：“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他同样用嬉皮笑脸的态度对待袁，他替总统府戏拟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旁观者清”四个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而政事堂也应当有一横匾是“清风徐来”。宋育仁案发后，他闷闷不乐，于是留了一封信给“慰亭老侄总统”，然后携了周妈径返湖南。袁乃派王的得意门生杨度代理国史馆馆长。
王闿运的弃印潜归，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当王抵京就任国史馆馆长时，曾派湖南人谭启瑞充任国史馆办事，怎知谭对王竟有不满意处，于是上书当道，告王庇乱，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黄汉湘事为证。黄是另一案牵连被逮。谭的这份控状，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之大怒，立即上书总统，声称国史馆内品类太复杂，要求整顿。袁派人去找王，问王如何整顿？王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因为我没法整顿，才上书求教总统，现在你们又来问我，真是官僚极了！前面已提到，他在离乡赴京接任国史馆时，有人曾问他，这大年纪干吗还要做官？他调侃地说：因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纪大了，只好拣容易事去做。可是迨他接任国史馆后，才知道做官甚难。第一难是难在经济，国史馆每月固定经费8000元，可是经常两月不发经费，有一次王馆长乃咨文教育部说：“此项经费有类索逋，殊伤雅道。本馆长亦不愿累累索渎，困难如此，不如取消。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教育部认为此老诙谐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国银行，先发国史馆经费一月，余则稍缓办理。王仍然捉襟见肘，深感做官还苦于钱字。第二难是难在应付，自“复辟潮”发生以来，老头子人人都有复辟的嫌疑，何况像王脑后还垂着小辫子，而他的得意门生，竟是明目张胆的复辟派。宋育仁离京时，他不便亲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夫人”周妈代表，结果又搞得满城风雨。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他“做官易”的看法是错了。于是他把印信先交给曾广钧，曾不敢接受，因为印信除了移交时是不能随便接收的。曾不收，王又交他人，别人也不敢收，交了几个人都不收，最后只好交给他的四媳妇。提起这位四媳妇，也是鼎鼎大名的。她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字少姬，是一代才女，嫁给王的四子文育，有一次小两口吵架，杨度写信给杨庄说：“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杨庄听了哥哥的话，涕泣求去，急得王闿运顿足搔首说：“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须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妇，做我的女儿如何？”
杨庄把公公的国史馆大印交给她的哥哥杨度，杨才代王转呈袁，请示办法。袁派杨为国史馆副馆长，代理馆务。王弃印潜归，留书告别“慰亭老侄总统”后，便悄然携了他那个年老貌丑的上炕老妈子回到湘潭。一个是白发垂辫的老头，一个是小脚老丑的周妈，形影相随，招摇过市，人人为之侧目。王离京后，肃政厅提出弹劾案，责他擅离职守，袁以王年高德劭，不予深究。
由于全国处处反对复辟，而袁的态度又显得对复辟不支持，吓得在故宫的逊清小朝廷有点慌了手脚，忙着在宫中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3年，除去清朝服制，宫中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了辫子，可是张勋却没有听。
清宫内的负责人瑾太妃，派志锜向袁解释清室和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没有关系，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同时，请袁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派总统府的内史监阮忠枢代为接见。
这是民国三四年之交，这年冬天北京天气酷寒，为三十年所未曾见，守夜的警察冻死了好多人。北京的政局，也如天气一样低沉，除了复辟案成为政治上一大低气压外，袁还厉行禁赌和禁娼，好像这两事执行得很彻底。小酱坊胡同张寓，是梁士诒寓邸的后门口，原是张文达公伯熙故居，赌徒租了作为俱乐部，每礼拜六或礼拜日聚赌其间，达官显要，富商巨贾，都是座上客，清既终，往往杂以扑克和雀战。突然由于查办复辟和严禁娼赌，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有顾忌。某晚晚宴有梁士诒，主人问梁饭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说：我有两个月不动手了，为了一时余兴，闹出麻烦来，太犯不上。原来在一个月前，袁曾令内务总长孙宝琦传谕文武官吏，严禁赌博，第一个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诒。孙传袁的口谕，要大家谨慎些，倘如闹出事来，是没法可想的。
* * *
1 蔡廷干和刘承恩过江洽谈停战议和，实际上是辛亥年九月二十一日（1911年11月11日）的事。本版《北洋军阀史话》中对旧版中时间上的讹误已一一做了订正。但由于此处涉及接下来几段叙事的时序，故保留原说法不变，并做此注释。——编者注
2 写《让国御前会议日记》的溥伟，是清朝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的孙子。在慈禧太后垂帘的前一段时期，奕秉国政达20年，为人很正派，可算是清宗室中的一位贤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奕去世，溥伟就袭了王爵，因为他出身贵胄，年纪太轻，颇有些志大才疏，少不更事，以致和当时的宗室亲贵都处得不太好。他袭爵时，李鸿章还在位，每相遇时总是大呼“少荃”（李的号），因此有一天李便板着脸对溥伟说：“令祖老恭王在日，承他老人家爱护，总称呼我老中堂，小王爷大概不知道！”——作者注
第二卷
第64章 欧战给日本造机会
民国3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因为战争只在欧洲，故一般人习惯地称之为“欧战”。欧战的直接导火线是因为塞尔维亚和奥国交恶，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出巡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刺，塞尔维亚被指为暗杀的主谋，7月28日奥对塞宣战，俄国助塞，法国助奥，比利时中立，德侵比，英国助比利时，遂各相宣战，大战于是爆发。
袁世凯接到各国宣战公文，乃邀集黎元洪、徐世昌、梁士诒、孙宝琦等密议应付方略，决定采取中立立场，于8月6日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并指派梁士诒、孙宝琦、梁敦彦、李盛铎四人草拟中立条规。8月11日设立中立办事处，12日各国承认中国中立。梁、孙等订立了中立细则多条呈袁核定，大略为：
（一）中立办事处由政事堂派出三人，陆军、海军、交通三部各派二人，统率处、总务处、参谋本部各派一人，机要局派出主事三人常川驻处办事。
（二）设中立检查处，查照中立条例第廿四条，公布戒严后，对于各国输入及运送之物品，允宜详为检查，倘系战时禁品，即予扣留。特饬由交通部及税务处于各铁路要站及沿海各关内，一律设中立检查分处，以执行此职务。
（三）注重沿海防务，分饬粤、闽、浙、苏、奉、鲁各省长官，以香港、青岛、威海卫等处，英、德、俄已宣布戒严，恐将来不免有战事，应筹安谧地方，严防匪患，并令六省筹议联防计划。
（四）海军舰队重新配置，将海军部所属舰队分为三队：第一队海圻、海容等十五艘，分配厦门、马口、上海、烟台等处为海防。第二队建安、建威等廿三艘，分配浦口、武昌、上海、九江、福州、新堤、芜湖、岳阳、江阴、长沙、宜昌、太平府等处为江防。第三队是练习舰队肇和、应瑞等分守马江、黄埔。粤海海防则由广东负责。
（五）训饬驻外各使节，对于散居各国各地华侨，应随时商同驻在各国政府，妥筹保护。对于此次战争，我国既宣言中立，各使领馆应以冷静沉默处之，不可轻加评论。国际规约尤当审慎遵守。关于战争消息，逐日拍电报告。至中国将来派员观战，当预先向各该国声明。
（六）禁止密码电报，检查外人函电。
（七）停发游历护照。
（八）增调陆军第十师赴山东。
同时袁以大总统名义电请美国政府转达参战各国，勿在中国领土上发生作战行为。美国对此没有确切答复，日本驻华代办小幡抗议中国政府不应向美国提出此项请求，同时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照会中国外交部，请禁止交战国士兵通过中国领土。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即受尽了列强的欺侮，自己既不争气，列强则得寸进尺，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段虽不能尽满人意，但弱国无外交，以夷制夷还不失为一种方法。欧战爆发后，对中国来说，可算是一个大好机会，利用列强自顾不暇，设法自立自强，把列强势力逐出中国，可惜这时袁正大力压制国民党，摧折新兴的中国锐气，而列强在东方则拿中国做战场，争夺各自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欧战爆发后，袁有一天把梁士诒找去夜谈，袁问：“欧战祸及远东，目前最急的事应从何处着手？”梁答：“有两件急务，一是救济财政；二是提防日本侵略。”袁说：“请言其详。”梁答：“先言财政，去年2500万镑借款，所余无几，财政尚未整理就绪，国库异常空虚。欧战爆发后，外债无法再借，所以目前必须先打通财路，否则二三月后，军费、政费从何而出？因此目前应趁欧战发生，镑价起落，汇兑困难诸种理由，先行停付各国赔款，所有关税盐税，一律提存于中国之银行。由于我国已宣告中立，词严义正，各国亦无如我何也。同时立即发行内国公债。这两者可以并行，则一二年间不至财用不足。至于提防日本，则是我国最大隐忧，近年曾分别和英使朱尔典、俄使库朋斯基、日使日置益、法使康悌会晤。朱尔典曾告英日联盟已告成功，日本必定助英国攻德国所属的青岛，中国若不乘此时机取得，则一定有人会去夺取。朱尔典所指自然是日本，不如乘日本尚未动兵之前，我们先和英国密议，由英人威胁要夺青岛，我即和德使磋商，要求德国将青岛归还我国，同时暗中派兵包围青岛，谈判不成，即用武力夺取，先下手为强，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如已夺获，日本便无词可借了。这不特防日本的侵略，亦可以杜绝将来的后患。”袁说：“燕孙，你的意见很对，关于财政计划，停付赔款、移存关盐都可立即施行。至于内国公债，过去失败过，你看有何良策以善其后，请予详细计划，全权办理。至于先行下手夺回青岛，于情于势都是应行的，不过我国既然宣布中立，忽然又推翻前议，出兵对付德国，虽说是收回青岛，但在中立立场上似乎有点碍难说得过去，这样做了就怕外交上会增加困难和纠纷，且恐愈增加和日本的尖锐关系，我觉得此一着可行又不可行。”梁说：“德奥两国以小敌大，战争结果必难幸胜，不如找个适当时机对德国绝交宣战，俾将来在和议中可以取得地位，立于有利地步。”袁说：“这一层让我再详细考虑一下。”
不久，袁设立内国公债局，派梁士诒为总理，办理“民国3年内国公债”，财次张寿龄，交次叶恭绰，中国银行总裁萨福楙，总税务司安格联，副税务司包罗，中法银行经理赛利尔，保商银行经理泾恩等为内国公债局董事。
欧战期间，列强并不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而且互相要吞吃对方的利益，因此，中国的处境反而更为困难。
德国在东方缺乏盟友，因此，它是独力作战，在中国要对付英国、俄国、法国和日本。它首先在北京组织了中德协会，以联络中国方面的朝野人士，其后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名叫巩固团，以联络中国人和朝鲜人，排除日俄两国为宗旨。巩固团团长是德人牟里哈，总团部设在奉天，派北西湖煤矿总理张锡蕃负责对付日本的首领，派哈尔滨德胜布庄经理张子玺联络在俄境内的华侨，其工作区域是在南北满和内外蒙古，工作目标是破坏日俄粮台、营垒和械库。用重金吸收团员，不旬日便有七八百人参加，指定其中20人为干事。
英公使朱尔典、法公使康悌、俄公使库朋斯基为了中国政府没有停止支付德国的庚子赔款，使得德国能够利用这笔钱在中国境内进行不利于协约国的活动，以及组织巩固团，表示很大不满。同时因青岛德军利用中国人构筑防御工事，向袁政府提出了抗议。其实青岛德军雇用中国工人，是基于1898年中德所签订的《胶州湾租借条约》。
8月15日，日本政府根据1911年7月13日所订的英日同盟有义务要帮助英国，同时为了确保东亚的和平，所以向德国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完全解除武装，并限9月15日以前，无条件把胶州湾交付日本，以便“将来”归还中国。以上这两点如果在8月23日正午以前没有满意的答复，则日本即采取必要的措置。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在8月15日这天公开宣布：“德国可以考虑把青岛交还中国，但是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
8月16日，日本驻华代办小幡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是自行破坏中立。
8月23日，日本政府因德国没有满意的答复，于是正式宣布对德国宣战。同一天，德国代办马尔参又向袁政府表示，德国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还中国，但袁政府这时不敢接受，电请美国政府代为接受，然后转交给中国。可是不待美国答复，日本已向胶州湾采取军事行动了。
英公使朱尔典是袁的好朋友，他劝袁加入协约国，袁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由协约国垫款整顿中国兵工厂，并请英法两国专家帮助中国制造军火，提高质量，以应协约国之需；（二）协约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签订与中国有关的条约；（三）上海租界不得包庇中国政治犯。
袁这个参战条件，前两项是想拉拢英国，对付日本；后一项是对付国民党的反袁活动。这时的英国，需要日本超过了需要中国，所以袁的三点要求原则上同意，但要征求俄、法、日的同意，俄法两国是同意的，可是日本则坚决反对，更进而要求：凡有关中国问题，必须先与日本磋商。
日本认为欧战是它排斥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独霸远东的大好机会，它所顾虑的只有一个美国，因为美国未曾卷入大战旋涡，同时在中国问题上是比较主持正义的。日本首相大隈曾致电美国政府，进行试探，强调日本没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可是就在这个电报发出不久，随即利用对德国宣战之名，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
民国3年9月2日，日本陆海军2万多人配合少数英军，组织所谓英日联军，突然在山东龙口和莱州附近地区登陆。照道理讲，退一万步，日本要进攻德军，只能以胶州湾德军驻防区为目标，可是日军却先侵占莱州半岛，这就证明日本的野心是趁火打劫。
由于日军破坏了中国的中立，袁政府便遭遇到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划定战争区域，日本要求以黄河以东为界，袁政府经过多次周折，才援引1904年日俄两国在辽东作战的前例，于9月3日照会各国使节，声明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原文如下：
此次欧洲战争，所有各交战国，均系本国友邦，故本政府决意宣告中立，竭力遵行。兹先后据山东官吏报告，德国军队在胶州湾一带有行军备战各形状，日英联合军在龙口及胶州湾、莱州附近一带亦有军事行动等情。查本国与德、日、英三国同居友邦，不幸在中国境内，有此意外之举动，实属特别情形，与一千九百零四年日俄在辽东境内交战事实相仿，惟有参照先例，不得不声明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交战国必须使用之至少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地，仍悉照业经公布之条规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
依照这项声明，袁政府承认潍县车站以东地区划作日德两国的交战区，以西地区为中立区。9月21日袁政府又宣布胶济路线归中国保管。
德国驻华代办对于袁政府划定交战区域的声明，提出了严重抗议。第一次抗议是9月3日，即袁政府声明的当天；第二次抗议是9月4日；第三次抗议是9月24日。德方认为日英联军在莱州地区所采军事行动是彻底地破坏中国中立行动，中国引用日俄战争时划定战区的办法是不符国际性的，因为中国这项宣布是在日英联军已在山东半岛登陆之后，所以结果只是方便于日英联军，因此保留两项权利：（一）德国保留在适当时机可以要求的权利；（二）损害之赔偿。袁政府对德国代办的抗议，也有驳斥的理由，便是德军在青岛已经构筑工事，要把青岛当作军事根据地，所以引致日英的进攻；中国划定战区的宣布是非常适合情势的办法。
9月6日，日军马队500人开至莱州，在城西扎营，3日后日军乃正式接收管理莱州，居民欲逃不能，四乡人民则逃散一空。接着日军又占领了平度县，军队滥向县知事苛索，要1000头牛，2000只鸡，1000头猪，米面草料50余万斤，大车1500辆。县知事因不胜其扰，乃逃之夭夭，却又被日军捉到，像对待犯人一样加以监禁。同时日军进占即墨和胶县，自行发行军用票，占据县衙门和电报局，强占民房，反令房主人露天睡眠，令妇女在房中陪日兵。天雨则在堂屋中生火烤湿衣，把门窗桌椅拆下来引火。总之日军已把中国城镇当作了占领区，邮电员公然检查邮件，男丁被勒令挑水拾柴。日军司令部竟公然在平度县的乡村张贴布告说：“如该村有一人犯妨碍日军之罪，则该村人民全体问斩。”很多无辜乡民被认为有妨碍日军的嫌疑被杀。
9月25日，日军占领潍县，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日军这个行动超越了袁政府宣布而日政府同意的交战区域。袁政府外交部于26日由次长曹汝霖提出口头抗议，同时进一步提出正式照会。这个照会非常可笑而幼稚，内容说：“胶澳在东，潍县在西，非行军必须之路，前经声明，潍县不在战区之内，已经贵政府同意，该地军民亦经屡次晓谕，令勿惊疑，今贵国军队突有此举，使我政府失信于军民，不知是何用意？”
29日，日驻华公使日置益访外交部孙总长，答复中国抗议，大意谓奉本国训令，胶济路为德人所经营，战争前后一直为德军输运军粮，今潍东一带虽由日方占领，但潍西一带则仍由德人暗中使用，殊于日军行军不便，以是占领之，但决不侵害中国之中立云云。这个答复，把前此承诺有关战争区域的问题避而不谈。对于日军占领胶济铁路的理由则是：（一）该铁路是德人所经营（其实按照胶济铁路条约，华股居多）。（二）德军利用此路。日方这个答复，简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把胶济混为一谈，则表示日军还要进驻济南。果然，10月6日夜11时，日兵30人，军官3人乘车进抵济南，立即占据火车站。中国外交部再提抗议，日方仍坚持其不成理由之理由，并以普通书信作为答复，交付中国外交部。其大要是：（一）山东铁路系根据胶州湾租借条约，纯系在德国政府监督权之下公产性质之德国会社，其实体上与租借地为一体的延长。（二）铁路本身为运用上绝对不可划分之物，决不能以德国经营之铁路以其在中立地带潍县以西之故得改变其性质。日本开战之目的，不仅攻击胶州湾，并拟进而根绝德国在东方经营之根据地。（三）交战区域之划定和山东铁路问题是各别的，不能混而为一。总而言之，日军的目的，至少是借此要吞并山东半岛。
德军的根据地是青岛，日军发动攻击后，扬言6个小时之内可以攻下青岛。青岛的德国守军只有6000人，德皇威廉电令他们死守青岛，战至最后一人。德国的胶州总督华德克也公开宣称日军如果来攻青岛，将会遭到坚强的抵抗，至少要花4万人的代价，才能攻占青岛。
青岛原是清皇室避难桃源，自从清帝退位后，大批清皇族、王公、大臣和遗老，都迁到青岛做寓公，现在只好洒泪告别青岛，宣统的父亲载沣等都纷纷迁回北京，遗老如周馥、吕海寰、劳乃宣等也离开青岛，只有宗社党首领恭亲王溥伟仍留下来。
日军于11月7日攻下青岛，德军有2300余人被俘，事前德国守军接有德皇的令电，叫他们不必死守。11月14日，胶州总督华德克被解往日本东京本愿寺监禁，这一天恰恰是德国占领青岛的17周年。
日军攻下青岛后，袁政府乃请日军自山东半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可是日本政府则不加理会。袁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府，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请撤退前此占领山东半岛的各地军队。日本政府不但仍然不理，且在山东已占领的各县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线，驱逐青岛海关人员，完全把山东当作战利品。
第65章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
民国4年1月间，中国照会日本要求撤退驻留山东的军队，日本根本不理，更在1月18日以交还青岛及撤退山东戍兵为词，附列交换条件和觉书等，向袁政府要求秘密谈判。
原来在日军攻下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电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商讨对华的新策略。这是民国3年11月间的事。12月末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借口回任，请求和袁面谈。1月18日，他向袁当面投递了一个文件，他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如果中国方面有诚意，也表示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则日本政府愿给大总统更多和更大的帮忙。日本政府郑重希望大总统一点，就是在这次商谈中，请贵国严守秘密。”
这个文件的内容分为两项：一是条款，预备以条约的形式订立；一是觉书（中国方面称为劝告书），准备以提文方式成立。
袁把条文略略翻了一翻，就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国际间的交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交活动已不拘泥于形式了，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外交谈判还是很保守的，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皇帝或总统，在当时是极不合理、极没有礼貌的事。日本竟命令驻华公使当面向袁递交秘密条件的文书，实在是当时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
世间事，越想秘密，越易泄露。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在中国各报都刊登了出来，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美、俄、英三国乃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乃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
这十一项条款，就是前面所说的部分条款，这部分内容，在国际法上还说得过去。另一部分是觉书，这部分包含了许多不能见人的东西，觉书部分日方并没有告诉各国。
日本利用觉书方法对中国交涉已使用过多次，不久前，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张勋攻入南京后，伤害日兵事件发生时，日本向中国交涉，除提出各款外，另具一觉书劝告中国政府免去张勋职务。由于一个外国政府竟干涉另一国家用人之权，是有害中国主权的，所以不能列入条款中，遂以觉书方式出之。其实觉书与条约，在国际法上约束力完全相同。
这次日本向袁提出要求，条约方面比较轻，觉书部分极为严重。
袁当日置益向其提出时始终未翻阅二十一条内容，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不便直接干涉。可是日置益坚持请袁先亲阅一下。袁待日使辞出后翻开文书一看，大为震动，下午4时电召甫由瑞士返国、下榻迎宾馆的陆徵祥来商。陆抵总统府时，袁正和国务卿徐世昌密谈，一听陆到，即送走徐，邀陆密谈，把日方的文书教陆先读一遍，然后说：“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曹汝霖和梁士诒密商对策。”
陆徵祥于晚饭后，在迎宾馆邀参政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会谈，由孙宝琦任主席。先由陆说明召集会议的原委，以及袁的指示，孙宝琦继续发言说：“日本公使一定还会来外交部递送文书，他已和曹次长讨论了好几个钟头。本人认为日本这次是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了，如今欧战期间，各国自顾不暇，中国内部也不宁静，日本这次手段毒辣，竟直接向大总统递送文书，这种藐视中国的手段都能使出，则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武力的。”大家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反复谈商，结果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袁政府这时是无法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
孙宝琦先表示他个人意见，他认为今日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接受日本条件。曹汝霖赞成孙的主张。梁士诒则持反对意见，他说：“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我们必须和日方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尽了心，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陆徵祥赞成梁士诒的意见，于是这次会议有两个主张，各有两票支持。
第二天，孙宝琦谒袁，报告先一天会议情形，袁听了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孙退出后，袁又召见陆徵祥，对陆说：“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个谈判。”陆答：“这个谈判太困难，徵祥体力不足，最好请总统另派干员。”袁说：“精力不足，无关重要，我可告诉曹次长，要他多负谈判责任，并告诉日方，陆先生体力衰弱，需要休息。我全力付托你，你放心去谈判好了。”陆见袁意已决，只好接受。袁在陆辞出后，又召见孙宝琦，告诉孙决定要对日本谈判，于是孙宝琦乃上辞呈，请辞外交总长，并向袁推荐陆徵祥为外交总长。
袁于1月27日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并令他和曹汝霖负责对日谈判，调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
日本公使日置益听到孙宝琦辞职消息，极为不安，乃赴总统府向袁提口头抗议，日使表示：“敝国刚递要求书，中国便换外长，分明是毫无诚意，日本政府深为遗憾。”袁答：“贵公使的看法适得其反，中国换外长，正是表示诚意。何况新任外交总长，做事素有耐心，必能一心一意和贵国谈判，如不相信，请你去问问别国公使吧。”日使果然去问北京公使团领袖英国公使朱尔典，英使答复说陆很好。日置益只得电告东京，谓中国换外长，实在是好意的表示。
陆徵祥接任外交总长后的第二天，就接见日置益，双方谈话很精彩。
日置益说：“久闻总长大名，知道总长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家，这次能和总长谈判中日问题，深感荣幸。”
陆答：“本人当尽力而为。请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我们现在就定下日期好不好？”
日置益说：“我想请总长定日期好了。”
陆答：“贵使既奉政府命令，当然以早开谈判为佳，那么明天就开好了。”
日置益说：“可不可以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
陆答：“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日置益说：“本人希望谈判每天开会，星期日也要开，以赶快解决为原则。”
陆说：“每天开会是可以的，不过星期天要开，外交习惯上没有这个成例，似可不必。还有一层，虽然每天开会，不过我身为外交总长，不能把其他正式约会通通取消，因此每天上午必须腾出时间，接见宾客，所以会议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
日置益说：“可以。”
陆说：“那么规定每天午后五点钟开会好了。”
日置益说：“五点太晚了，最好下午两点开始，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
陆答：“两点钟开不成问题，不过夜间继续开会，我身体太坏，拖一个星期，我必须辞职了。”
日置益问：“我们确定何时开会呢？”
陆答：“决定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谈如何？”
日置益说：“好吧！就决定这个日期好了。今天和总长的会晤，非常荣幸，希望由这个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有好的结果。”
陆答：“我一切当尽力为之！”
这次初度会谈便到此结束，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日方态度强横，一个公使，对驻在国的外交总长，竟用蛮不讲理的态度安排一切；其实更无理的还在后面呢！
这个中日谈商的基本文件，是日方所提的，便是后来有名的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共分为五个项目，在文件上是第一号包括四条，第二号包括七条，第三号包括二条，第四号包括一条，第五号包括七条，兹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