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洛克菲勒基金会选在中国进行投资是最明智的、最适合的。如今中国不再适合宗教性质的传播，我们必须拿出科学以及医学这种真正的诚意。
“大家有目共睹，短短两年时间中国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机会。我们应当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医学系统。”
他们的意见倒是很一致。
此后的几位发言者基本上与小洛克菲勒和艾略特大差不差。
会议很快定下决议：准备在几个月内派出一支考察队，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情况。
考察队将由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韦尔奇领衔。
阵容堪称非常豪华。
一众大佬云集，华尔道夫酒店自然要盛情招待，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他们甚至专门从唐人街请来几个厨师做了一道烤鸭。
韦尔奇是霍尔斯特德医生的生死之交，吃饭间他同意从霍尔斯特德医生那里挖几名培养好的住院医师。
李谕举杯感激道：“提前谢过院长。”
现代住院医师培养制度就是霍尔斯特德创办，他对住院医师异常严格，恨不得他们不结婚生子、一周七天住在医院里培训学习。
所以从他手里出来的医生，绝对经得住考验。
李谕又说道：“韦尔奇院长，还有一件事我想说一下，中国素来被讥讽为‘东亚病夫’，就是因为鸦片。现在鸦片荼毒尚未消散，所以诸位将来在选用麻醉类药物时，千万要谨慎再谨慎。”
韦尔奇正色道：“我一定会放在守则之中。”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历史很长，但真正拿得出手的可能就是中国的协和，其最大的单笔投资也正是协和，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投入了几千万美元。
效果确实好，协和多厉害根本不用多说。
当然了，投资只是第一步，一代又一代勤奋伟大的协和人更令人钦佩。
吃饭时，李谕顺便向艾略特校长打听道：“校长先生，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位经济学家认识？”
艾略特稍一思索后就说出一个名字：“约翰·贝茨·克拉克，他就在纽约。”
坐拥华尔街的曼哈顿不缺经济学家，而能让艾略特专门推荐的肯定不是一般人。
克拉克是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以他名字命名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奖”。
次日，李谕在哥伦比亚大学见到了克拉克先生。
简短介绍并告知所求后，克拉克便开始仔细阅读李谕给出的关于上海万国储蓄会的文章。
他越看眉头拧得越紧，诧异道：“上海法租界政府难道没有金融监管机构吗，竟然允许这样荒唐的存在？”
李谕无语道：“您还真猜对了，确实没有金融监管部门。另外，上海法租界的管事机构叫工部局，职能比政府差远了。”
克拉克吸了一口烟斗说：“实在太失职了！”
李谕说：“好在上海县以及民国政府都有财政部，如果在经济学角度可以论证出它们存在重大的违法行为，便能依法取缔并制裁。”
克拉克说：“这种初级的金融行为有数不清的漏洞可以作为违法事实，只是不知贵国有没有相关法律？”
李谕一愣：“好像……没有。”
克拉克说：“那么只能取缔，而不能制裁。”
李谕叹了口气：“能取缔就好。上海的租界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财政部也不可能进去抓洋人。”
“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词在李谕听来就是不平等条约产物，但对目前的欧美人来说似乎是应该的，所以克拉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只是说：“院士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写一篇文章，分析这个万国博览会的违法行为？”
“这样就足够了，”李谕说，“先生放心写，我已调查过，万国博览会没有什么复杂的背后势力。”
“就算有，他们也找不到我头上，那不是我所担心的，”克拉克说，“我想再提个建议，贵国在选派留学生时，可以多考虑经济学方面，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商科。建立完善的经济法，才能避免再出现如此荒唐的事情。”
李谕道：“先生的建议十分中肯。”
但心中却想：以后民国的经济烂账多了去，甚至全都上升到了所谓“政治经济学”，简直荒唐到姥姥家。
而且美国几年后也会出现一个比万国储蓄会更出名的超级金融诈骗犯，——查尔斯·庞兹。
没错，就是“庞氏骗局”缔造者，理财骗局鼻祖。
他这一招到了一百年后仍屡试不鲜，上当者不计其数。
至于经济学，这东西实际上很难研究的，里面充斥各种数学上的混沌，几乎无法预测，再牛的经济学家也会犯错。
——这也是经济学迷人的地方。
克拉克说到做到，很快写好一篇文章，从本质上对上海万国储蓄会进行了反驳。
李谕准备把这篇文章先在美国和英国刊登，然后转载至上海各大报纸，落实万国储蓄会骗人的事实，一击必杀。
第五百五十八章 侦探鼻祖
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有经济学家克拉克，还有心理学家杜威。
此前李谕委托过他研究智商测试，杜威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李谕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纪初典型的适龄儿童智力测试。
所谓“智商”，里面的“商”字代表的就是除法，最初智商是这么算的：
心理年龄/生理年龄x 100
比如一个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同的普通儿童，其智商值就是100。
若一位8岁儿童表现出10岁能力水平，那么这个儿童的智商值就是125。
很明显这种测试方式只能针对儿童。如果一个60岁的人表现出30岁的能力水平，你总不能说他智商低，只有50吧？这显然不合理。
美国政府对心理学家们搞的智商测验也比较感兴趣，因为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低能是犯罪诱因”的学说，他们准备在军队招募和学校选拔中引入智商测试。
但怎么说呢，智商测试几乎无法做到客观。
一战时期，美国军队征兵使用智商测试，发现一半的人不合格。
而且此前提过，智商测试很容易带来可怕的“优生学”，美国与德国此后对大量“低智商者”进行了残忍的灭绝政策。
这东西很难控制，一旦用歪，到了居心叵测的人手中，就会变成屠刀。
而且根据博弈论模型，不管什么时代、代价多惨重，必然都会存在想要让世界大乱的不安分者。
李谕只准备用来简单证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很高，绝不会拿来广泛测试，——民国时期也没有广泛智力测试的闲钱。
杜威搞的测试题目千奇百怪，对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很简单，主要面向6－14岁青少年，对李谕来说足够。
证明中国人智商不低，顺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李谕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民族的智商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是后世无数次验证过的。
当然了，智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慢慢被淡化，毕竟一来它太难准确量化；二来容易引起歧视。
更关键的是智商并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标。
与杜威的交谈中，李谕发现这位美国哲学扛把子对中国格外关注，于是问道：“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国？”
杜威说：“是的，一个从帝制走出来的新生共和国太令人心生好奇了。另外，我的一位中国学生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影响。”
李谕立刻猜到是谁：“蒋梦麟？”
杜威点头说：“蒋是个聪明的学生。我更好奇的是，无论美国大学如何挽留，这些留学生都要执意回国。
“我曾问他，纽约难道不好嘛？
“蒋说，纽约是他见过最繁华的地方。
“然后我又问，那你想一直留下吗？
“蒋却说，他必然要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
“蒋告诉我，因为一走进纽约，就等于离开了美国。”
李谕琢磨了一下最后一句话，笑道：“果然都是研究哲学的。”
杜威把蒋梦麟叫到了办公室，李谕甚至没有一眼认出他。
一番介绍后，李谕才说：“恍惚间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六七年，剪了辫子穿上西装，简直判若两人。”
蒋梦麟说：“我的辫子是上船前剪掉的，扔到了大海里，让它随波逐流而去。而且几年下来，我确实感觉自己变了个人。”
李谕说：“教育对人的作用就在这。”
蒋梦麟又说：“我还有个奇怪感觉，以前文章上都说美国这个共和体制的国家自由，但我感觉正好相反。”
李谕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蒋梦麟道：“或许是我们在国内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权力制约。而在美国，我刚下轮船，就遇到了移民局官员和许多警察。”
李谕惊讶道：“你的观察力好敏锐，竟然能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参透问题本质，学哲学和教育学太适合你了。”
蒋梦麟说：“只是个连我自己都感觉莫名其妙的想法罢了。”
杜威说：“这位蒋同学的想法还有好多，有时我也无法解答。”
李谕说：“杜威教授更应去中国看看，中国现在虽然科学不算发达，但哲学层面绝不会让你失望。”
蒋梦麟也说：“没错，教授，您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非常契合，中国人最讲究实用。中国人拜佛讲究先有用再拜；欧美人则是先祈祷才企盼神的庇佑，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
杜威沉思道：“中国确实值得我去。”
他们今天还有课程，李谕先行告退，接着来到纽约唐人街。
司徒美堂正在安排新一波的人员招募。
“工厂加了这么多订单，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司徒美堂问道。
“或许吧，科技爆炸，人也跟着膨胀。”李谕说。
现在整个欧洲上层都剑拔弩张，每个国家对战争都表现出近乎渴望的态度，尤其法国。
法国作为欧洲大国，他一动手干德国，盟友俄国必然动手一起掐德国佬；
俄国一动手，英国绝不可能看着。
剩下那些欧洲国家就不用说，利益都互相纠缠着。
司徒美堂说：“洋人的事咱说不清，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华工进入工厂，对整个华埠都是好事，疏才兄弟给的薪水放在整个纽约都是上游。”
“大家都不容易，能帮就帮，雇佣美国人也是雇佣，还不如雇佣自己人，”李谕说，“雇佣自己人以后还可以填充国内熟练技术工人空缺，这叫师夷长技以助己。”
